談到濫用名詞的問題，除梁宗岱先生所舉理由外，我們似乎還應當用比較近情的看法，弄明白為什么多數(shù)人濫用名詞。

　　第一，得承認這是一個普通常有的現(xiàn)象，原因是多數(shù)外來名詞初入中國，文字體制又新經(jīng)變革，一個名詞在“專家眼下”和“習慣使用”不能一致，也似乎容許它不完全一致，譬如說，對“象征主義”，梁宗岱先生說明時可以寫一篇洋洋萬言的大文，至于這個名詞的含義，在一般人印象上，當然就簡單得多，并且會不相同，使用時也不相同的(正如“科學”二字，愛因斯坦和梁宗岱先生兩人使用時不相同一樣)。

　　梁先生循名求實精神，我們表示尊敬。但如果梁先生肯注意一下這點平常事實時，也許就不會從一二名詞牽涉到中國“文壇”、“學術界”上去，批評態(tài)度也許稍稍好些了。因為文壇學術界的進步與否，未必是一兩個名詞的關系，尤其不是一兩篇文章上誤用了一兩個名詞可決定的。就一二名詞指摘全文，已近于籠統(tǒng)武斷，若因此而說及全個學術界，似乎不大說得去。

　　第二，是我們還需承認一點事實，通常讀一篇文章時，我們讀者照例對一個名詞的是非不甚關心，特別留下印象的倒是作品中一段或全篇所說的道理合不合，文章完美不完美，思想健全不健全，態(tài)度誠懇不誠懇。易言之，是概括的，非章句的。例如梁先生的公開信上說：在我未執(zhí)筆寫那篇文章之前，我在各出版物上注意到我們底散文界漸漸陷于一種極惡劣的傾向：繁瑣和浮華。作者顯然是極力要作好文章;可惜才不逮意，手不應心，于是急切中連“簡明”、“清晰”、“條理”等一切散文底基本條件都置諸腦后了，只顧拼命堆砌和拉長，以求觀瞻上的壯偉。明明是三言兩語便可以闡說得清的，作者卻偏要發(fā)為洋洋灑灑的千言或萬言。結(jié)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詞，不著邊際的形容詞，不恰當?shù)钠┯鞯冗B篇累牘又翻來覆去地使用。單就形容詞說吧，在一篇文章里你可以發(fā)見“深遠的幽邃”，“特出的超卓”，或什么“精細的微妙”等等。于是讀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一大堆抽象名詞、形容詞和譬喻等游泳到另一大堆同樣東西之后，只覺得汪洋萬頃，淼淼乎莫知其底止。這實在是中國文壇一大危機。

　　(見《給李健吾信》)

　　大意上說得過去，就不會尋章摘句的推求。如用梁先生方法去認真分析，問題可就多了。梁先生說散文界陷于惡劣傾向，是繁瑣和浮華。并且是從各種出版物注意而來的結(jié)論。

　　梁先生真看過中國多少出版物?是不是真在看多數(shù)出版物后下的結(jié)論?因為據(jù)我意見(讀者較多數(shù)也必有同感)中國目前流行的散文，支配一般作者的筆和讀者的眼，就并不是煩瑣和浮華的散文，梁先生有興味認真普遍注意過中國近年來散文的傾向，很可懷疑。若就引文看來，事實上不過是把一個青年書評家?guī)拙洳缓衔姆ǖ脑捙e出，若下批評，指明他書評“寫得不通”，勸他“好好的寫”，如此而已。如因此便認為我們是在墮落，是中國文壇一大危機，說的豈不過分?梁先生贊成法國式的一劍一槍，平常和朋友對面時，很顯然“深受法國學術界第一流大人物的影響”，語言奮斗極認真，又對于自己的語言邏輯深有自信的。然而使用名詞就還是大可商量。若我們都照梁先生的法國式辦法，來在筵席上，在茶會上，不客氣的討論，什么時候得到結(jié)論?文壇是不是就有長進的希望?若寫出來，是不是有那么多刊物的篇幅可供討論?

　　再引一例：

　　我想你一定拜讀過梁實秋先生在《東方雜志》發(fā)表的那篇大文《論文學的美》了。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國家——除了日本，或者還有美國——能夠容許一個最高學府底外國文學系主任這般厚顏去高談闊論他所不懂的東西——真的，連最初級的認識都沒有!試看這一段：“我們要知道美學的原則往往可以應用到圖畫音樂，偏偏不能應用到文學上去。即使能應用到文學上去，所討論的也只是文學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還有比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對于美學，甚至對于圖畫音樂的絕對的愚昧的么?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據(jù)這幾句話寫成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

　　我們先不妨假定說梁實秋先生的萬言文章，恰恰如梁宗岱先生所引的那一小段文章一樣，對于美的定義下得如此天真而單純。但批評者如此寫出他的意見，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是使我們照樣不相信除了日本或美國都不許有梁實秋那么一個人作外國文學系主任，還是相信法國有象梁宗岱先生那么寫批評文章的人?從這里可以弄明白，其實倒是“找尋真理”的方式，如宗岱先生所使用的方法，全不適宜。

　　即或法國文化就象宗岱先生所說的辦法發(fā)展的，中國依然未必合用。這不象是求真，是最不高明最籠統(tǒng)的一種謾罵。

　　梁先生說畢法國情形后，又回頭看了一下我國情形。

　　回頭看看我們智識階級底聚會，言及義的有多少?言及義而能對他底主張，他底議論負責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氣哈哈哈”，除了虛偽的應酬與恭維，你就只聽見說長道短了。

　　代表中國“智識階級”應當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中國哲學會，政治學會，生物學會，地質(zhì)學會……大小公私團體不下百十種，梁先生參加過多少次這種團體聚會?就如說是文學團體的聚會，私人集會，事實上梁先生參加過有多少?事實上這些聚會又都是言不及義，除虛應酬與恭維就無可作?我倒同意梁宗岱先生另外說文壇流弊根源那幾句話，以為很誠懇動人，其中或有一二錯字，意思是明白的。

　　但是我那篇文章所抨擊的，又不止文壇上一種惡傾向而已。如果我們留心觀察，便會發(fā)見我們學術界流行著一種浮夸，好炫耀，強不知以為知，和發(fā)議論不負責任的風氣：那才是我們文壇底流弊底根源。

　　我以為值得凡是拿筆——尤其是拿筆議論人或討論事的朋友注意。因為這種注意可以去掉執(zhí)筆的一些不必需的傲慢，卻又可稍微增加一點應有的謙虛。寫出來的文章也許不那么雄赳赳，理直氣壯，熱烈興奮，但自己立場總站得穩(wěn)一點，也就比較容易接近“真理”。真理是一個渺茫名詞，就常識言，不妨說它容易有“效果”;如作者所等待的效果。一篇批評文章辭勝于理，而又氣勝于辭，它會得到相反的效果。

　　本文第一點說的是濫用名詞不可免。因為許多名詞在專家和流行習慣下使用時，含義不一致，值得原諒。第二點說的是濫用名詞不可免，或錯誤，或輕重失宜，有心人欲救濟，也不一定必需照法國式一槍一劍，因為它求不出結(jié)論，如梁宗岱先生辦法即是一例。綜合兩點得來一個結(jié)論卻是盼望拿筆的用筆時謹慎一些。在個人機會上有到法國或英國跟名流談天的，在職業(yè)上有教授和專家，容許他因此對于個人生活多得一種精神上的樂趣，和身分上的自尊。也許可朋友，因自己年紀較輕，用“我不明白不妨事，你還不應當明白嗎”態(tài)度而增加被指摘的揶揄分量，得到快樂。但拿筆發(fā)表意見時，還是同樣應負責的。批評要效果，不只是自己寫出，得到情感排泄的痛快，同時還要給被批評者看，令他首肯，還要給一般人看，覺得坦白而公平。

　　梁宗岱先生求真的方法，可說代表一種風格，吵吵嚷嚷街頭相罵的風格。有時是聲音大能持久就可成功的。若我們覺得這太需要精神，不大經(jīng)濟，還不如學學“在幫的”吃講茶辦法，壓住氣談談好。在幫的談的不過買賣婦女占奪權利俗事，但說理方法卻值得我們中國學者取法。

　　至于文學的進步，在一篇文章中尋章摘句，或筵席上一劍一槍。即或是極重要的，事實上恐怕也只有少數(shù)人如梁宗岱先生可作，因為這需要豐富的學問，以及在一個名詞上求真的興味。至于大多數(shù)人，倒似需要從大處看，明白中國情形(不提國家至少也應當明白中國文學過去當前的情形)，知道想分擔這個建設的光榮，得低下頭來苦干，不自滿自驕，也不妄自菲薄;不因自己一點長處忘卻世界之大，也不因為珠玉在前即不肯努力。誠于工作而不必急于自見，不至于因一時得失而轉(zhuǎn)變不已。各有所信也各有所守，分途并進且相互尊敬。批評它的得失者，能虛心客觀的去認識它，明白過去和現(xiàn)在，究竟是什么情形，再從此推測未來，比較有意義些，說的也中肯些，要進步，期以十年，必然會得到相當?shù)倪M步，若說墮落和危機呢，似應當由三種人負責，一是寫作態(tài)度不誠實，或變相抄襲，不覺得可恥，又善于作偽，用各種方法推銷其作品的作者。二是見解窄，野心大，知道的有限，話說的極多，毫無真實信仰，唯利是趨，反覆無常，卻常居領導地位的論客。三是又熱心，又誠實，不過英雄氣分太強，自視太高，容易把寫作(不拘是論文，批評，創(chuàng)作)當成排泄情感的工具，不大明白自己也不大明白讀者的人物。這三種人在許多情形下，都將成為進步的絆腳石，但也在可能機會上，大有助于新文學的發(fā)展(尤其是第三種人)。正因為我們背后還有一個無言者“時間”，雖沉默卻比較公正，將清算一切作品，也教育一切作家。“信天翁”是我們用來嘲笑不負責之徒的名詞，但一個作家在工作上盡責，在時間上等待，卻并不十分可笑。一個關心目前中國文學，又明白文壇內(nèi)情的人，一定會承認口號多，問題多，戰(zhàn)爭多，只緣于作家中忍受寂寞甘于作信天翁的太少。一些很有前途的作家，都在一面寫作，一面推銷，忙碌情形中混，時間不得幫助他反而毀了他，從這種當前的事實，我們也可以看出一點未來，未來的希望或危機，與其說是在“思想抉擇”上，不如說是在“寫作態(tài)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