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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人有負鹽負薪者》原文及譯文
在我們上學期間，大家都知道一些經(jīng)典的文言文吧？文言文就是白話文的提煉跟升華。為了讓更多人學習到文言文的精華，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文言文《人有負鹽負薪者》原文及譯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人有負鹽負薪者》
唐代:李延壽
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少時，且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久未果，遂訟于官�；萸矤幷叱觯欀菁o綱曰：“以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咸無答者�；萘钊酥醚蚱は�，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笔範幷咭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
【譯文】
有背著鹽的和背著柴的人，兩個人同時放下重擔在樹陰下休息。一會兒，將要走了，爭一張羊皮，都說是自己墊肩的東西。久久沒得出結(jié)果，就去報了官。李惠讓他們出去，回頭看州府的主簿說：“憑借這張羊皮能夠查出它的主人嗎?”下屬官吏都不能回答。李惠叫人把羊皮放在坐席上面，用棒子敲打，看見（發(fā)現(xiàn)）有少許鹽末，就說：“得到實情了!”再讓爭吵的雙方進來看，背柴的人于是伏在地上承認了罪過。
擴展閱讀：李延壽史學貢獻
李延壽一生中的成就是獨立完成兩部正史——《南史》、《北史》。寫南北朝史是李大師的夙愿，這也是個大膽、新穎的做法。那個時代，史家已習慣于或仿班固寫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馬遷寫從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師為什么單單要把數(shù)代歷史連起來寫呢？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南北各政權(quán)相互攻擊，各國修史者均站在本國立場上，南稱北為“索虜”，北稱南為“島夷”，由于偏見作怪，記他國事既不詳備，又往往失實。這些史書在隋唐大統(tǒng)一之后更顯得與時代不協(xié)調(diào)。為了全面真實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李大師計劃仿《吳越春秋》的體例，著一部南北朝編年體史書。可是，李大師沒來得及寫完這部編年史就死了。李延壽從任史官之始，就著手搜集資料，決心完成父親的遺愿。
李大師的南北朝編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壽在《北史·序傳》談到，在父親舊稿中，齊、梁、陳、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見”�？梢娎畲髱熅幾氖悄铣巍⒛淆R和北朝魏這三代史事。大師在世時，這三代已有較完整系統(tǒng)的史書可供參考，即沈約所著的《宋書》，蕭子顯所著的《南齊書》，魏收所著的《魏書》。恰好，李延壽在貞觀年間所參與撰修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師舊稿中所沒有的內(nèi)容，延壽正可以憑借修史的有利條件續(xù)補。所以延壽除了完成史局規(guī)定的任務，“因于編輯之暇，晝夜抄錄之”，工作極為辛苦。過了兩年，延壽因事離開史局，資料遠未抄錄完，“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幸運的是，在貞觀中、后期，延壽又獲準參加修《五代史志》和《晉書》，于是他進一步“遍得披尋”，繼續(xù)全面搜集史料。
李延壽還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官藏史書的有利條件，對父親舊稿內(nèi)容加以完備，“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暫時未予公開流布，只是藏于秘閣，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閱抄寫，又因“家素貧罄”，無錢雇人謄寫，所需各種史書不得不自己動手去抄。延壽從八部正史之外，更勘雜史于正史所無者1000余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卷，加上雜史1000余卷，延壽在抄錄、勘究這么巨大數(shù)量史書的基礎(chǔ)上，才寫成《南史》、《北史》180卷，史料準備和最后成書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一左右，可見延壽作史的勤奮精神和認真態(tài)度。
李延壽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載”，指的是具體編寫過程所費的時間。他從貞觀十七年（643）著手編纂，“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到顯慶四年（659）成書上進，時間為十六年。如果將貞觀三年至貞觀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時間也包括在內(nèi)，那么延壽為《南史》、《北史》的誕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艱苦勞動。延壽雖繼父遺志修史，并參考父親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親舊稿的體例。李大師所作是仿《吳越春秋》，為編年體；延壽所作則仿《史記》，為紀傳體，但又與《史記》不完全一樣，是介于《史記》和《漢書》間的一種體例。
人們都熟悉，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上自遠古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班固的《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記敘西漢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紛紛仿效《漢書》的體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記》以下的歷代紀傳體斷代史列為“正史”，視為史學正宗。不過，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準，以個人之力完成。
李延壽所處時代，官修史書，宰相監(jiān)修制度已確立，官修前代紀傳體斷代史的一統(tǒng)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紀傳體史書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剛剛補齊，并且這些書都是本朝“欽定”。李延壽不過是一名普通史官，卻要重修南北朝史，對本朝皇帝批準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顯示出他是一位較有勇氣和責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親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遺愿，原因之二是他對已有的南北朝各斷代史不滿意，他在《進書表》中批評這些史書記敘矛盾，“互陳聞見，同異甚多”，又認為這些史書采集史料不廣，而那些被忽視的史料“易為湮落”，如不抓緊利用，以后即使想糾史書之失，也會“求勘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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