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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陽紀行文言文翻譯
在學習中，大家一定沒少背過文言文吧？現(xiàn)在我們一般將古文稱為文言文。那么問題來了，你還記得曾經(jīng)背過的文言文嗎？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岳陽紀行文言文翻譯，歡迎閱讀與收藏。
【原文】
岳陽紀行
袁宗道
從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窗下飽看不足。最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余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沒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回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只覺濡遲耳。
過岳陽，欲游洞庭，為大風所尼。季弟小修秀才，為《詛柳秀才文》，多謔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為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胞相調(diào)，常事耳�！币虼笮�。明日，風始定。
【注釋】
①石首：地名。
②濡遲：慢。
�、勰幔簻�。
【翻譯】
從石首到岳陽，湘江水像明鏡一樣，山峰像青色田螺一樣，我們在船中透過窗戶怎么也看不夠。最奇特的是墨山延綿只有三十里，船走了兩天，總共二百多里，還在山下盤旋。太陽早上從山上升起，傍晚落下，早晚霞光都輝映一處。只因為江水在山中環(huán)繞，所以船繞著山行駛，雖然走得很快，卻只覺得慢啊。
過了岳陽，我們正要游覽洞庭湖，被大風所滯留。我的小弟小修作了《詛柳秀才文》一文，文中多玩笑話。傍晚，風很大，擊打的波浪如雪一樣白，靠近岸邊的湖水都成了白沫，船幾乎翻了。小弟說：“這不是柳秀才在報復我們嗎？”我笑著說：“兄弟之間開玩笑，是經(jīng)常的事�！币虼硕即笮ζ饋恚诙焯炝�，風才停住了。
【作者簡介】
袁宗道（1560～1600），明代文學家，字伯修，號石浦，別號玉蟠。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嘉慶三十九年庚申（1560年）二月十六日，生于公安縣的長安里桂花臺。其與袁宏道、袁中道并有才名，被稱為“三袁”。他因欽慕白居易、蘇軾，故將書齋命名為“白蘇齋”。
其主要作品有，散文：游記散文如《小西天一》、《上方山一》、《戒壇山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友人》、《寄三弟之二》、《答同社二》等，都是情運筆端，且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突破了傳統(tǒng)的古文的陳規(guī)格局，自然地流露出個性，語言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記，他幾乎游遍祖國的名山大川，觀賞考察了各地的文物勝跡，他對風光景物，既是獨具慧眼，又妙筆生花，行文流暢自然，筆墨靈活，經(jīng)常把寫景、記事、抒情、議論結合在一起，別具風格。
論說文如《讀論語》、《讀大學》中某些章節(jié)，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是他的多數(shù)散文是以士大夫的說理談禪、閑情逸興為主要內(nèi)容，社會意義并不大。詩歌創(chuàng)作又遜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公安派”是晚明文壇的一個文學流派，按一般文學史的說法，公安派是明萬歷（1573—1620）年間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三人都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這一流派的作者還有陶望齡、江盈科、黃輝、雷思霈、江進之等，但他們基本處于“公安三袁”的籠罩之下。
公安派的成員主要生活在明萬歷時期。明朝自弘治以來，文壇上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與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操持。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論調(diào)，影響很大，以至于“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歸有光等唐宋派的作家奮起抗爭，但是還未能矯正其前后七子的流弊。其后李贄、徐渭等人相繼對復古派提出了批評，實際上成為了公安派的先導，然而給復古派打擊最有力的則是公安派。
他們所主張的文學主張和前后七子復古主義針鋒相對，他們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觀，又提出了“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能夠不事雕琢，直抒胸臆。他們的散文清新活潑，開拓了我國小品文的新領域。在晚明的散文、詩歌領域，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口號是“獨抒性靈”。公安派的“性靈說”融合了鮮明的時代內(nèi)容，它與李贄的“童心說”一脈相通，和“理”尖銳對立。“性靈說”不僅明確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還特別強要調(diào)表現(xiàn)個性，表現(xiàn)了晚明的個性解放思想。袁宏道和公安派反對前七子與后七子的復古文風，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其創(chuàng)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自然率真，清新活潑，但是多局限于抒寫閑情逸致。
關于公安派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的產(chǎn)生，《明史》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翰林院），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日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為公安體�！�
可見，袁宗道對公安派文學的興起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其注重學問功底，雖后來被袁宏道的主張所淹沒，但是其內(nèi)在的合理性，已經(jīng)被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發(fā)展的歷史證明；他的學術傾向，對兩個弟弟有很大的啟示，對形成他們快樂自適的人生觀有一定的影響。公安三袁大體上是一個共同體，公安派的論調(diào)，無疑也是三人切磋琢磨的成果；但是從細微處看，則袁宗道在公安派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上對兩弟確有啟迪的功勞。
最先提出這種說法的是與公安三袁同時代的錢謙益。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這樣評說：“伯修在詞垣，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獨與同館黃昭素，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齋曰白蘇，所以自別于時流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fā)之�！闭J為袁宗道攻擊七子派復古流弊與推崇“白蘇”（即自居易和蘇軾）等文學主張對公安派文學有開創(chuàng)之功。以后的學者大多持有類似的觀點，如清初的朱彝尊云：“伯修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保ā鹅o志居詩話》卷十六）直至晚清的陳田依舊認為袁宗道的《同人讀唐詩有感》是“意在翻王、李窠臼，中郎、小修從而煽之，遂令天下靡然從風”（《明詩紀事》庚簽卷五按語）。由于錢謙益和袁宏道、袁中道都有往來，所以錢謙益的說法得到了普遍的認同。
袁宗道給兩個弟弟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帶來的新因素促進了公安派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的提出，至少從時間上來看，者是無疑的。公安派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是以袁宏道的《敘小修詩》為代表，然而比較袁宗道與袁宏道的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的文章創(chuàng)作的時間，就會發(fā)現(xiàn)袁宏道的《敘小修詩》創(chuàng)作于萬歷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然而袁宗道的理論文章《論文》（上、下）則創(chuàng)作于萬歷二十三年己未（1595年），實際上，袁宗道的理論文章的創(chuàng)作要比袁宏道的早。對此，袁宏道自己也表示認同，他說：“迨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圣人之大旨，如出一家�！保ň硭摹赌冀ㄇ嚅T庵疏》）他是把“首倡”的功勞歸于袁宗道。
公安派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是起源于袁宗道對七子派復古主義的排擊。在此之前雖然也有此類論調(diào)，但是唯有袁宗道憑借館閣之便影響文壇，從而拉開了公安派反對復古因襲摹擬的序幕。
袁宗道對七子派復古主義的不滿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復古主義在字句、文辭等方面因襲模擬的方式，使“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二是復古主義自己不做“學問”，更沒有自己的“意見”，是既“無理”又“無識”，然而這也正是造成第一方面的原因——“其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在袁宗道看來“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于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針對復古派在“文辭”和“識見”上的兩個弊端，袁宗道在《論文》（上）中先是對模擬古人字句、文辭的頹廢之風進行批判：“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也。展轉(zhuǎn)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日：“辭達而已�！边_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迭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為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袁宗道明確地指出，應從心到口，再從口到手，而不能完全“如心之所存”。因此，當七子復古派提倡要寫真情，但卻要使用古語來進行創(chuàng)作時，袁宗道自然地就認為他們的文章并非“如心之所存”的古語而是橫加了一層“展轉(zhuǎn)隔礙”，這樣的文章如何能寫得出真情呢？以“如心之所存”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開啟了公安三袁對“師心”的文學傳統(tǒng)的實現(xiàn)之旅。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六云：“嘉靖七子之派，徐丈長欲以李長吉體變之，不能也；湯義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王承父、屠長卿雖迭有違言，然寡不敵眾。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道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袁宗道對性靈說的“起源”作用。袁宗道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萌芽于他在翰林院供職期間。在這段時間，他與志同道合的同館友人陶望齡、焦茲、黃輝都對當時的七子派復古主義傾向感到厭煩，“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后來，他又遇見了李贄，在閱讀禪學著作的過程中，對“以禪詮儒”思想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對于心性之學的講求，使得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在“厭薄俗學”的基礎上，受到佛禪的影響，袁宗道進一步明確了對因襲摹擬的排斥與對文學變革的支持。在以佛詮儒的思想影響下，袁宗道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是以“從學牛理，從理生文”的觀念為基礎，在“辭達”上，秉承“如心之所存"的文學創(chuàng)作原則作為公安派的“性靈說”的起源。袁宗道的主張和言論憑借其自身在館閣的便利條件，逐漸對文壇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正是他開創(chuàng)了公安派。由此可見袁宗道在“性靈說”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
袁宗道除了反對七子派，并對袁宏道和袁中道有重大的影響之外，還通過結社、交游、談禪等方式與公安派的其他人員相互印證心學，討論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張。據(jù)記載，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袁宗道任職東宮講官，為皇太子朱常洛講學，在這期間，袁氏兄弟與劉日升、陶望齡、黃輝、李騰芳、顧天峻等人，組建葡萄社，大家在一起相互切磋。葡萄社是公安派文人們學術交流的一種形式，他們在一起論學賦詩，袁中道這樣談及袁宗道在葡萄社結社中所起到的作用：“當是時，海內(nèi)談妙悟之學者日眾，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為無所忌憚之所托，宿益泯解為修同學者矯枉之過。”通過結社，袁宗道用自己的見解來影響公安派文人們，結社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在袁宗道的文集中有許多與當時公安派文人的來往書信，如《陶編陶石簣》、《湯義仍》、《梅開府》等，通過書信袁宗道與公安派文人互相論學，相互影響。
總之，盡管袁宗道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及其實踐與公安派的發(fā)展、興盛好像沒有明確的、直接的聯(lián)系。但是如果從公安派的發(fā)展軌跡來看，袁宗道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與實踐卻是在根本上決定了公安派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的內(nèi)涵與發(fā)展走向。袁宗道作為公安派的開創(chuàng)者，雖未明確提出“性靈”說，但他提倡的“本”、“達”卻都明確地指向了“真率”的特質(zhì)，都表達“文稟性情”的文學觀點，都體現(xiàn)了公安派的“自適”精神和張揚性靈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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