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文經(jīng)典馬說賞析
這篇短文是韓愈諸多散文中頗為著名的一篇。時至今日，可以說是雅俗共賞，有口皆碑了。究其原因，也不過是兩條：一是文字表達上的通達精練，因而易于理解，便于流傳；再是思想內(nèi)容上的典型、深刻，一針見血，所以歷來要引起大批自強不息者們的強烈共鳴與掌權(quán)握印者們的援引。
當然，伯樂相馬的故事中國古來就有，本屬“陳言”之列。古傳說中把“伯樂”歸為二十八星宿里掌管馬匹的神祇，原本反映出農(nóng)業(yè)時期牲畜的重要性。到了春秋秦穆公之時，人們便已開始把善于相馬的人稱為伯樂了。韓愈以舊瓶裝新酒的革新精神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僅以區(qū)區(qū)百余言的一篇小品，便把千里馬與伯樂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把“千里馬”們的不幸際遇活生生地擺到了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面前。終于使連綿不斷的炎黃子孫在凡遇到有關(guān)“人才問題”的時候，都不能不涉及到這篇語勢凌厲，悲憤感慨的小品及其一句千金、不容置辨的思想內(nèi)涵。
關(guān)于這篇文章的寫作年代，各家均未注明。但若從作者一生的經(jīng)歷看，似應(yīng)列在第二時期──即應(yīng)試求官的階段中較為合適。韓愈此期三次下場，三次上書都被冷冰冰的命運擋了回來。于是在長安坐了十年冷板凳的他就有了《感二鳥賦》及《祭田橫文》等“不遇時之嘆”與在《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等文中流露出來的怨氣和牢騷。
在韓愈所處的中唐時代，盡管科舉制為中下層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參政的道路，但是把持朝政的門閥貴族們?nèi)匀粓猿殖⑸系闹匾毴伪仨氃诠渥拥苤羞x擇，而絕難讓這些白衣秀士們廁身其間。所以，雖然韓愈一生經(jīng)歷了唐代的五位皇帝，但不管他何時發(fā)出這種對于埋沒人才問題的吶喊，都是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的，都是帶有必然性的。
對待韓愈的散文，后人多有評價，其中褒貶俱有不一而足。但是對于這篇“馬說”卻是一致推崇的。首先，這是一篇一氣呵成的比喻文章，全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比善喻。字里行時洋溢出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浩然之氣。作者所謂“氣盛言宜”的創(chuàng)作理論在本篇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體現(xiàn)。該文通篇以馬喻人，然而由于引得得體，用得貼切，便使讀者從中覺不出一點離皮離骨的地方，反倒有一種人馬合一，身臨其境的感覺。尤其是使那些深有感觸的讀者們不由聯(lián)想到自己“祗辱于奴隸人之手”時的種種不幸，產(chǎn)生出與作者之間在心靈上的迅速溝通。而順勢讀將下去，更覺心舒氣順，意氣昂揚，經(jīng)日積憤為之一吐，陣陣快感油然而生，陡起凌空飛躍，萬里急馳之心。一篇小品能夠取得如此強烈的閱讀感受，若非胸中廣有丘壑的大手筆是無法達到的。
從結(jié)構(gòu)上分析，作者利用三個自然段簡單明白地表明了三層意思：一是慨嘆伯樂的罕有；二是描述了未以千里稱的駿馬的悲慘境地；三是對于那些阻塞賢路的昏庸之輩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全文雖不長，但其中有慨嘆，有諷刺，有設(shè)問，有怒斥，具有七開八合之變與百轉(zhuǎn)千流之態(tài)。開篇第一句“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便以其內(nèi)在的深刻邏輯性緊緊地扣住了讀者的心扉。其原因就在于這出語不凡的開篇并不是那樣“一夜北風(fēng)起”式的長詩之平起，而是一篇論文的提綱挈領(lǐng)之言。人們一般的認識，是千里馬并不因為伯樂的出現(xiàn)與否而決定其有無，而伯樂之所以重要則是因為他可以發(fā)現(xiàn)千里馬并使之為世所用。這里，作者有意避開了這種敘述方式，卻從斜刺里猛地殺出這樣一句，從而把伯樂強調(diào)到了舍之其誰的重要地位。如此，則既實現(xiàn)了引人入勝的行文目的，又從正面推出了作者名為論馬，實則論人的真正用意。再讀至“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讀者心中便豁然開朗了。原來作者是在闡明一個道理，即必須先有能夠識別千里馬的人，然后才能在萬千的馬匹中鑒別出日行千里的.良駒。否則，即便有了這種好馬，還不是等于無嗎？
韓愈的這篇《馬說》之所以具有廣泛的影響，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韓愈在寫作技巧上所取得的極大成功。本文的邏輯性很強，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而且是一波三折，反復(fù)論證，具有明顯的雄辯家的風(fēng)格。因此也就容易讓人點頭稱是。從行文風(fēng)格上看，“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并未將前人的遺產(chǎn)棄之不顧，而是兼收并蓄，取其所長，走出了一條具有自己獨特風(fēng)格的路子。在《馬說》這篇短文里，他從正面立論，指出了伯樂與千里馬之間的主次關(guān)系。然后展開議論，圍繞著千里馬一展雄風(fēng)所需具備的各種客觀條件進行論述。緊接著又從飼馬人的角度進一步闡發(fā)，提出了策必以其道，食必盡其食，鳴必通其意的具體方式方法。由此，就充分運用了比喻論證的文學(xué)手法，取得了分析透辟，寓意深刻，筆鋒活潑，層層深入的客觀效果，形成了極為豐沛的感染力與藝術(shù)氛圍。
中國文人自屈原起便經(jīng)常使用引物取比的文學(xué)方式來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其中達到“切至”程度的名篇佳作可謂多矣。但是通篇只圍繞喻體進行描述闡發(fā)而一字不涉本體的卻在少數(shù)，尤其像韓愈的這篇文章，以千里馬比在野的智士仁人，以伯樂比當權(quán)的達官顯貴，用千里馬的命運取決于伯樂的是否出現(xiàn)，比喻才智之士的前途取決于當政者的是否識別賢愚，所比之處都是十分熨帖而恰切的。因此，盡管作者不是從正面直抒胸臆，大聲疾呼，但實際上卻有如洪鐘巨響，影響又深又遠。雖然是借彼興此，以表心跡，但每一位讀者都可以從中體會到作者的真正用意與撰文初衷。一篇比喻文章可以達到這種毫無晦澀難懂，反覺韻味橫生，主體絲毫未露，但說理透辟通脫，針砭時弊如此辛辣，且決無顯山顯水之嫌的藝術(shù)水平，確是我國古典文庫中一件難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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