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邊塞詩人的意思是古代以邊疆地區(qū)生活和自然風光為題材寫作的詩人。邊塞詩人多以詩歌描寫遍地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反映塞上戰(zhàn)爭和軍旅生活。

　　唐代邊塞詩人的杰出代表：

　　高適(700-765)，字達夫。河北景縣人，后遷居宋州睢陽(今河南商丘)，世稱“高常侍”。

　　岑參(715—770)，南陽新野(今河南省南陽市新野縣)人，后遷居江陵(今屬湖北)。

　　李頎(690?— 751?)，趙郡(今河北趙縣)人，長期居潁水之陰的東川別業(yè)(今河南登封)。開元十三年進士，曾任新鄉(xiāng)尉。久未遷調(diào)，歸東川別業(yè)過煉丹求仙的隱居生活。高適、王昌齡、王維、崔顥都是他的好朋友。

　　王昌齡(698-約757)，字少伯，長安人。開元十五年進士，二十二年中宏詞科。初補秘書郎，調(diào)犯水尉，謫嶺南。后任江寧丞，又因事貶龍標尉，世稱王江寧、王龍標。后棄官隱居江夏，安史亂后為刺史閭丘曉所殺。

　　王之渙(688—742)，是一個年輩較老的盛唐邊塞詩人，可惜詩篇遺留下來的較少。

　　王翰，字子羽，晉陽人，登進士第，舉直言極諫，調(diào)昌樂尉。復舉超拔群類，召為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出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坐貶道州司馬，卒。其詩題材大多吟詠沙場少年、玲瓏女子以及歡歌飲宴等，表達對人生短暫的感嘆和及時行樂的曠達情懷。詞語似云鋪綺麗，霞疊瑰秀;詩音如仙笙瑤瑟。

　　關于唐代邊塞詩人：

　　高適和岑參是唐朝發(fā)展到極盛時期最著名的兩個邊塞詩人。

　　高適(公元704-765)的郡望是渤海蓨縣，其地唐屬德州，今屬河北景縣。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時期的名將高侃，父親高崇文官終韶州長史，韶州即今廣東曲江。高適早年便隨父親旅居嶺南。高崇文后來死在任上，高適就又回到中原，客居梁宋之間。高適在詩中多稱自己住在“宋中”、“淇上”、“濮上”。宋中是當時的宋州睢陽郡，其地為今河南商丘。淇上是當時的衛(wèi)州，今河北衛(wèi)縣;濮上是當時的濮州，今河南信陽，兩個地方當時都在黃河以北。位于淇、濮與宋中之間的就是梁，當時為汴州，即今河南開封。高適自己在淇上有一所別業(yè)，但收入很有限。父親死后，高適貧苦無依，靠著向親朋好友索求借貸維持生計，這就難怪他的行跡會遍及梁、宋、衛(wèi)這樣一片廣大的地區(qū)了。

　　高適的性格，拓落不拘小節(jié)，務功名，尚節(jié)義，喜言王霸大略，袞袞不厭，屬于心胸豁達、擅長縱橫論辯的一類。他不愿意耕作，不屑于料理他那份田產(chǎn)，也就是“不治生事”。歷史上像他那樣不治生事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漢高祖劉邦，一個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哥哥劉演。劉邦和他的二哥“劉仲”比，劉演和劉秀比，都是出名的能“不治生事”。當然，高適所生逢的年代天下太平，李唐的運脈正隆，他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自宰輔以下還是可以做的，這個志向也已經(jīng)不小。偏偏他又恥預常料，不愿參加普通的進士考試。恥預常料，那就是想要考取特科，即皇帝親自主持的制科。這卻要等待機會，因為它不是年年都有。誰知時光飛逝，一等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光陰，即使是從九品的小官做起，熬年頭也該熬到郡太守一級了。可是，高適等到兩鬢染霜，依舊是兩眼空空。萬般無奈之下，他就只有效仿他的同鄉(xiāng)、汴州雍丘高陽鄉(xiāng)的酈食其，做不成儒者，便做酒徒。

　　《新唐書》說高適“少落魄”，應邵解釋“落魄”之義，是“志行衰惡之貌也”。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說高適“隱跡博徒”。那么高適當時的志行之狀，就可想而知了。酒之意在于狂，博之意在于賭，高適就在以他的全部生活作賭注，寧愿成為酒徒，寧愿生活一貧如洗，也要賭。凡賭只有兩種可能，要么一朝成名，要么一落千丈。這期間高適的詩中常露出兩種口風：一是胸懷大略，顯出隨時可以身干青云、青紫俯拾的氣象;一是甘愿做一個草莽野人，隱跡田園而不求聞達。這就是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之意了。放出這樣兩種口風有個好處：一是有了功名，足以顯示出自己勝人一籌，我本不愿為官，但朝廷圣明，賢才必用，天命下達，我怎忍違之?即使終生不被任用，那也是我性情所好，不是我一心想做官而遭別人嫌棄，不能因此懷疑我的品行才智。

　　唐風豁達開放，士人求取功名都直言不諱，上書闕下，往往自報家門。李白有《上韓荊州書》，杜甫有《三大禮賦》，高適有《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陳希烈)》與《留上李右相(李林甫)》二詩。李白文中說：“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云耶?”杜甫說：“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jīng)》，至沉郁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他們言語之大，情意之急切，已到了直接伸手要官做的地步。這在后世是不多見的，但在唐代卻很一般。從這點來看高適當時的工于心計，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心計歸心計，嘴上說歸隱，外人看不出，而在高適自己心中卻不能不焦急。而且，隨著歲月蹉跎，他是越來越急，簡直稱得上是心急如焚了。古往今來賭輸了，徒具英雄氣概而老死于妻兒之側的人，不計其數(shù)，高適很有可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然而，高適贏了。他這一出人博徒，果然才名便遠。賈誼說：“吾聞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yī)之中。”后世的英雄豪杰，又何嘗不是如此?高漸離、朱亥隱于市屠，侯生、張耳抱關守門，后來都名揚天下，令有志之士擊節(jié)扼腕。天寶八載，宋州刺史張九皋薦舉高適應制舉有道科，高適終于詩名半天下，黃綬翻在身，一舉躍登龍門。不過到天寶那個時候，制科已經(jīng)很平常了，實際上仍是常科。高適也只當上一名縣尉，一縣之中，居于縣令、縣丞、主簿三人之下，所以三年后他就辭官了。直到天寶十二載，高適才盼到了他一生進退的第二次契機，就是由田梁丘推薦，到邊塞武威(今甘肅武威)，在河西隴右節(jié)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掌書記。美中不足的是，這時高適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整整五十歲了。為這人生的一大博，高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歷史上年過五十才出頭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趙人荀卿，年五十始游學于齊，后獨霸稷下，三任祭酒，最為老師;一個是西漢的主父偃，一歲四遷，別人擔心他太盛，他就說了那句名言：“臣結發(fā)游學四十余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且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到武威后不久，安史之亂爆發(fā)，正應了高適自己的一句話：“時平位下，世亂節(jié)高。”天下昏亂，忠臣乃見，高適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以功名自許，一年之中，連遷左拾遺、監(jiān)察御史、侍御史、諫議大夫、御史大夫數(shù)職，轉眼之間，就做到了淮南節(jié)度使。有唐以來，詩人顯達至節(jié)度使者，唯高適一人而已。

　　歷代詩人之中，數(shù)唐朝詩人的成就最大，但他們的身世地位也最為卑下。王昌齡、王之渙、李頎、常建，做官都是做到縣尉即止。論其詩則光焰萬丈，論其官則不過八品九品，在當時是極其微不足道的。無怪乎唐代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要感嘆“才高無貴仕”了。其中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當時承平日久，員位已滿，官吏滯壅;再一個就是士人自己這方面有了缺陷。唐前期的士人，雖然也參加科舉考試，但僅把它看做是一種形式，一種智力標志�？嫉碾m是詩賦，選出來的卻都是深明吏治的人物，這些人出將入相，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到后來就不同了，世風浮華不實，口上說有青云之志，實際上缺乏才干，眼高手低。即以李白、杜甫二人而論，其詩歌上的成就固然舉世矚目，但論其政治才能，像李白的終日沉飲傲放，引足令大臣脫靴，實乖大體，自然要遭斥退;杜甫性情褊躁傲誕，清狂齷齪無器度，自以為純?nèi)�，而妻子不保，兒女至餓死，正應了司馬遷那句話：“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南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即從此一方面批評高適說：“意在退處者，雖饑寒而不辭;意在進為者，雖沓貪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里，鑿井盧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為農(nóng)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diào)封丘尉，曰：‘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圣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舍之而去，何邪?《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潴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潴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那意思就是說，既然要退隱就不要再有懷怨，既然要求功名就不能耐不住煩囂，為什么沒能做官便牢騷滿腹?既已做了縣尉，為什么開始那么高興，后來又輕易舍棄?引韓愈的詩說，像高適這種人，隱居要挨餓，因為不愿躬耕務農(nóng);做官又拿不起來，因為缺乏才干，結果就是怎么都不行，怎么都要有怨言�？鬃釉�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樣一聯(lián)系起來，葛立方的批評實在是非�？量獭�

　　不過，葛立方這樣批評高適，也不太屬實。高適其實是一個十分切于實際，不務虛名，精明能干，不肯妄自菲薄的人。他借助安史之亂的契機，“義而知變”，扶搖直上，就說明了這一點。叔孫通說魯諸生是“鄙儒，不知時變”。“變”這一個字，不是輕易能做到的。所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又評價說：“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為什么高適做到了節(jié)度使，而李白、杜甫未能?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

　　岑參(公元715-769)的郡望是南陽棘陽縣，自南朝梁時遷居荊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參的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時的名相，伯祖岑長倩為武則天時宰相，從伯父岑羲為唐中宗、睿宗時宰相。后因岑長倩、岑羲得罪被殺，家道中衰。岑參的父親岑植，官終仙、晉二州刺史。岑參自己在京畿雩縣(今陜西戶縣)終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別業(yè)，但境況不佳。岑參雖也有功名之心，曾獻書長安，但他的性情，卻是近于道家清逸的一類。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終南山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山水詩寫得極好。后來高中進士，不久被征調(diào)到唐朝最遠的邊塞安西(今新疆庫車)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真正是投筆從戎。

　　岑參一生中五次入戎幕，兩次出塞，僅此而言，唐以來的詩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往來鞍馬烽塵間十余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jīng)行。”這對于清逸俊秀的岑參來說，實在是難為他了。

　　唐代的邊塞詩人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未曾到過邊塞而寫邊塞題材的，如李昂、崔國輔。一類是曾經(jīng)游歷過邊塞的，如崔顥。再一類就是曾在邊塞居住和任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適和岑參都稱得上是真正的邊塞詩人，兩人年輕時都曾游歷過河朔的燕趙，壯年時又雙雙到邊塞從軍。

　　就唐代的邊塞詩來說，高、岑齊名，風格也相近。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但是高適的詩，悲壯之中透著雄渾;岑參的詩，悲壯之中帶著峭拔。高詩“尚質(zhì)主理”，岑詩“尚巧主景”。岑參去邊塞，多少有些被動不得已的因素，到邊塞后，才開始寫邊塞題材的作品，詩篇越來越多;高適去邊塞是積極主動的，他寫邊塞詩，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縣尉以及河西隴右節(jié)度幕府掌書記時，詩作慢慢減少了，而到他任淮南節(jié)度使后，詩作就幾乎沒有了。史稱高適年五十始為詩，其實恰好相反。因為高適寫詩，是想借此沽名釣譽，到他五十歲入幕以后，詩的作用已經(jīng)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參的詩中融進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適的詩頗有古風，句中有許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來似乎更具有可讀性。而岑參的詩則更多地包蘊了六朝以來近體詩的成就，想象豐富，格律多變，具有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和詩學詩藝的特色。高適近之于儒，岑參近之于道。高適注重人生實踐，岑參則在詩歌藝術史上占據(jù)極高的地位。他們二人，既有閱歷和詩風上的相同之處，又存在著性情和具體詩歌特色上的差異。就其差異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高岑二人，高適享年六十二歲，岑參享年五十五歲。高適長岑參十一歲，而比他早四年辭世，二人基本上是同時之人。

　　高適游歷河朔的薊門、盧龍，是在開元十九年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岑參游歷河朔的冀州、定州，則稍遲至開元二十七年，當時他二十五歲。開元二十七年岑參游河朔歸來作為開始。稍后至開元二十九年，高適則有好友李頎的辭官及走訪。天寶三載，岑參進士及第任右內(nèi)率府參軍，同年，高適有與李白、杜甫的梁宋之游。天寶八載，岑參赴安西邊塞，同年高適應制舉中第任封丘縣尉。岑參于天寶十載返回長安，次年，高適辭官。到天寶十一載秋，二人一同參加了長安慈恩寺的詩會。之后，天寶十二、十三載，高岑分別奔赴河西的威武和關外的北庭。唐肅宗至德元年、二年，長安收復，玄宗退位，高適升至淮南節(jié)度使，岑參也從北庭回到長安任右補闕。大亂之后，兩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開始，但盛唐時期邊塞詩的創(chuàng)作已告一段落。

　　高適與岑參相互認識，但是來往不多。天寶十一年秋，八位詩人匯聚長安，同賦慈恩寺浮圖詩，岑參所賦的一首就是《與高適薛據(jù)同登慈恩寺浮圖》。他們二人還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齡、杜甫等人。王昌齡與高適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流傳;與岑參的交往，有王作《留別岑參兄弟》、岑作《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并存。杜甫與高適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識，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逢于蜀中;與岑參也早在天寶八載岑參出塞前已相識，有《九日寄岑參》詩為證。杜甫晚年還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一詩，同時寫給高岑二人。高適受前輩詩人李頎的影響比較大，岑參受王昌齡的影響也比較大，李頎與王昌齡二人復有來往。

　　由高適、岑參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當時的許多著名詩人，透視出一個詩人群落。其中，李頎、王昌齡、王之渙、崔顥在開元年間就已成名，都寫邊塞詩，是盛唐邊塞詩人的前輩。常建、薛據(jù)、孟云卿均有為人骨鯁、詞氣傷怨的特點。儲光羲、綦毋潛屬于恬淡清遠的一派。李白的風格迥異于眾人，杜甫則在眾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寫于安史之亂以后。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流落不偶”。李頎“惜其偉材，只到黃綬”。王昌齡“兩竄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長嘆”。常建 “淪于一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薛據(jù)“嘗自傷不得早達”，“晚歲置別業(yè)終南山下”。孟云卿“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棲棲南北，若無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雖有忠孝之心，濟世之志，但他們的人生際遇，簡直可以用終生未得歸宿來概括。所以《唐才子傳》評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語語王霸，惜乎奇才并屈，徒列空言”�，F(xiàn)在讀李白至德二年在潯陽獄中寫給高適的《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其中說“高公鎮(zhèn)淮海”、“臨歧竟何云”，分明有向高適求助之意。杜甫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適，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詩中，有“何時救急難”之句。此等情形，與三人早年同游梁宋，裘馬輕狂，慷慨賦詩，簡直難以并提。李杜晚年之困頓，于此可窺見一斑。

　　在唐代中前期，有一批擅長描寫邊塞征戰(zhàn)生活的詩人，其反映邊塞征戰(zhàn)生活的詩作蔚為大觀，被后人稱之為“邊塞詩派”，這些詩人被后人稱為“邊塞詩人”。

　　邊塞詩人中的代表人物有：王昌齡、王之渙、王翰、王維、高適、岑參等，以高適和岑參最具代表性，合稱“高岑”。

　　岑參(約715-769)，從天寶八年(749)起兩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書記，后赴北庭任節(jié)度判官，經(jīng)歷了八年邊塞生活。

　　高適(約702-765)，曾在河西節(jié)度使歌舒翰幕中任掌書記，接觸到大漠風光和戍邊士卒的艱苦生活，為其邊塞詩作奠定了生活基礎。

　　背景資料：邊塞詩人的部分詩作。

　　燕歌行•高適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后。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飖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云，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jié)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zhàn)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岑參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岑參

　　君不見走馬川， 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