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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萬歷十五年》是一本好書，它讓我們思考如此之多，我們學習西方的不只是槍炮，還有思想，但我們傳統(tǒng)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 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guān)于《萬歷十五年》的讀后感，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優(yōu)秀作文【1】
說來慚愧，《萬歷十五年》這本寫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陸發(fā)行并引起強烈反響的書，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觀。記得在《書屋》雜志上有一篇謝冕先生的文章，談到自己喜愛的書，其中就有《萬歷十五年》，并且他還強烈推薦大家一讀。當時年輕，讀書甚為偏狹。雖然有先哲的教訓說：“讀史使人明智”，又有偉大領袖因為通讀歷史而明了人事國情進而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終掌國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見，以為歷史不過是零碎事件的堆積，是用來尋找論據(jù)的故紙堆，以為研究歷史不過就是乾嘉之學，加上中學大學學習《中國革命史》帶來的后遺癥，所以對歷史書望而卻步、敬謝不敏。除了幾本我黨領袖發(fā)家史，為了獵奇；范文瀾的幾本《中國通史》隨便翻翻；一本韋爾斯的《世界通史》，作為培養(yǎng)大局觀而用；一本《史記》當作“無韻之離騷”的散文讀；一本《東周列國志》還只能稱為歷史小說；幾本新舊《唐書》是為了和《唐才子傳》、《唐詩故事》兩相參照。當時自己的感覺是：正史太凌亂瑣碎，而歷史小說又太淺顯無意味；將來也許會讀一些歷史書，但那也是為了更好的尋找論據(jù)和利用論據(jù)；總之，歷史書給我的閱讀體驗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謝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學校圖書館小，里面竟然找不到這本書，新華書店里也未見到。大半年過去，遍覓不得，好奇心漸漸淡去。95年一次千里訪友，途經(jīng)一小鎮(zhèn)，適逢大集，隨眼一掃，竟然在一不起眼的舊書攤上發(fā)現(xiàn)此書，急忙買下，正是三聯(lián)書店的正版書。如此巧遇，實是有緣。那一次的閱讀體驗是強烈的沖擊：原來歷史書可以這么寫，原來歷史可以是這個樣子。這種震驚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過。此后這本書便留于枕邊，時時閑翻，每每給人新的感觸，但因為煩于冗務，對此未能深究�，F(xiàn)在看來，感觸只是感觸，還是風吹即散的胡思亂想，真辜負了當時眼界為之一開的欣喜若狂的感覺。
歷史是枯燥無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課程，相信這是很多人從中學時代得來的印象。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將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尋些典故，學點立身處世的狡黠，誰還會將它看作歷史專業(yè)書籍以外的讀物呢？通過淺翻，我對歷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歷史不過是一些事實的簡單堆積，是對歷史史實的冰冷客觀的描述，是陳腐的，無趣味的。這種從受過的歷史教育、從國內(nèi)歷史書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機緣巧合看到一些外國的新鮮的東西，很難想象歷史也可以寫心態(tài)、寫文化、寫地理并且寫得鮮活。
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需要歷史教育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那么歷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僅僅是為了讓我們知識結(jié)構(gòu)不致欠缺，掌握一些應知的歷史史實？還是使我們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強所謂的民族自豪感？答案當不應如此，“讀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列寧）、“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從歷史中尋求歷史之教訓”（陳寅�。�、“不了解一國之歷史則不配為一國之國民”（錢穆），我們當應從歷史教育中鍛煉我們的史識，明事理，切時用，而不是學些常識，記幾個知識點。目的決定手段，我們應該進行怎樣的歷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滿眼的帝王將相，充斥的是主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意義是耳熟能詳?shù)年愒~濫調(diào)。這種干癟枯燥的歷史教材又能夠讓我們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12年美國歷史學家J？H？魯濱遜就提出：要沖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tǒng)，擴大歷史認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與感情”；法國的年鑒學派更是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人類學、人口史、社會史、生態(tài)文化地理史、心態(tài)史以及計量史學、比較史學等，在年鑒學派的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詳盡的探討起文明由生到亡的發(fā)展歷程；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歷史觀”……這些二十世紀初的史學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點也沒有反映到我們的歷史教育上，依然巋然不動波瀾不驚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癟的教條，使人望而生煩。這些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也許在歷史專業(yè)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對國內(nèi)的普通讀者卻一直圈著高墻，沒有幾本普及讀物涉及這片萬紫千紅勃勃生機的花園，似乎歷史普及只限于“戲說”、“帝國”、“王朝”之類披著歷史外衣的現(xiàn)代劇。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們的視野，這可以算作一個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消磨了歷史學者的個性和勇氣，是他們對歷史學方法缺乏反思和創(chuàng)新精神，因而造成歷史學著作的死氣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論和生硬搬用的各種術(shù)語，又刻意給學術(shù)著作和論文壘起高墻。學術(shù)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潑的文風勢成水火，文字生動流暢受廣大讀者喜愛的就沒有學術(shù)價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數(shù)人看懂得才是學術(shù)著作。這種刻意營造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見于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記得劉志琴的一篇文章說：“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對我說：‘看了你的一篇學術(shù)論文，寫得不錯，能有幾個人看哩’我訕訕地回答：‘大約就是同行吧�！兄杏卸嗌�？’‘也就搞相同課題的人。還要有機會看到這一雜志的，十幾個、幾十個，不會多�！眹@何清x的著作《現(xiàn)代化的陷阱》有沒有學術(shù)價值，也曾發(fā)生過爭論，原因就在于這本書文字表達生動流暢，圈外人讀起來毫不吃力。這使人不禁懷疑：到底是何清x沒學問，還是學術(shù)圈子有成見？本來就缺乏行文論史、文風恣肆的高手，有幾個稍一偏離刻板的教條卻又一棍子打死，于是迂腐和無趣，便成了歷史學術(shù)著作的招牌。同時，作繭自縛故作清高的虛榮和自由思想揮灑文字能力的欠缺，使歷史學者們鄙視通俗寫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質(zhì)量通俗歷史讀物的缺乏。我們能夠面對的要么是干癟乏味，要么是胡編亂造，也就漸漸消淡了對歷史的興趣。讓“普通大眾”所接受與學者的學術(shù)志向就必然存在著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嗎？歷史學一定要與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嚴重脫節(jié)嗎？歷史學家可不可以具備一些在社會上傳播歷史真實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呢？
同時我被《萬歷十五年》打動的還因為作者的鮮明的時代感和強烈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具體的史實考據(jù)，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是不會僅僅滿足于鉆在故紙堆里皓首窮經(jīng)。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都注定會有其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對時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會依據(jù)自己所認定的進步或腐朽的標準來看待歷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種他認為對社會有利的圖式來選擇、安排和強調(diào)他研究的題材及其事實材料。偉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現(xiàn)實關(guān)懷而思考，并研究和總結(jié)歷史的。司馬遷之所以能夠成就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巨著《史記》，就在于他首先是極具思想性的社會人，對現(xiàn)實有著深切的體察和憂慮。司馬遷之“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歷史的志向所在。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寫出不朽名著《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歷史的火炬，引導人類在摸索中的腳步”，決心通過正確總結(jié)歷史，來創(chuàng)造正確預示未來的重要途徑。通過其在著作中對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開頌揚，我們更能夠體會到他對現(xiàn)實社會的深刻關(guān)懷，和建立在這種關(guān)懷基礎上的思想的前瞻性。通過《萬歷十五年》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一點。作者截取一個斷面，仔細析清當時社會脈絡，深刻剖析其經(jīng)濟社會結(jié)構(gòu)，所為的不過就是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jīng)濟反而保護落后經(jīng)濟以維持王朝的安全……等種種體制上的弊端，其目的還在于通過“技術(shù)的角度”、“數(shù)目字管理”，為中國發(fā)展尋出路。且不論他所提倡的“中國革命的的目的，無非跟隨著世界趨勢，以商業(yè)組織的辦法，代替昔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里以多數(shù)小自耕農(nóng)為基干組織的辦法，使整個國家能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是否絕對正確。為什么現(xiàn)代型的經(jīng)濟體制不能從傳統(tǒng)社會的架構(gòu)中脫胎出來？以現(xiàn)代商業(yè)組織代替?zhèn)鹘y(tǒng)的農(nóng)業(yè)組織其具體過程究竟是怎么回事？這些問題的剖析已經(jīng)激發(fā)了我們的共同的思索。
《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打開了我的視野。通過《萬歷十五年》及隨后讀到的一些有關(guān)歷史的書籍，我明白了研究歷史有多種角度：不僅僅是那些帝王將相的歷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態(tài)和性格；對歷史事實，不僅僅是說明“是什么”，也能夠通過分析和剔別，說出“為什么”；不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個別人物的歷史，也可以是總體的社會的歷史，“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我知道了歷史的另外一種寫法，可以寫的生動流暢活潑有趣。只是可惜，這種類型的書太少了。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優(yōu)秀作文【2】
周末，天氣蒼白，發(fā)霉的心情，覺得該出去曬曬太陽了，和好友一起到書店，買了本中華書局出版的《萬歷十五年》，一口氣看了半本。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fā)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
萬歷十五年，沒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敗。高拱，張居正，海瑞，申時行，直到最后的自以為明君的崇禎皇帝，在整體制度體制的腐敗下，中華民族也迎來的自己的文化危機。資本主義的萌芽很難興起，傳統(tǒng)的力量依舊強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國人如何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繼續(xù)保持以德治國的傳統(tǒng)，如何保持以孝道為核心的中國式價值觀呢？這是《萬歷十五年》一書中思考的問題，也在現(xiàn)實中不斷激蕩著無數(shù)中華赤子的心胸。
這一段時間，國學興起，伴隨著百家講壇的推波助瀾，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勢頭似乎一浪高過一浪。國學、歷史類圖書開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說論語，王立群講史記，漢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兒，講座，電視劇，小說，歷史以各種形式體裁不斷出現(xiàn)。國學興旺，歷史重溫，文化復興，這是好事。我們小時候，四書五經(jīng)，史記漢書，都是稀松荒疏的很。這些書對我來說都是近幾年開始惡補的，感覺也只是走馬觀花，粗略瀏覽，很難記住了。為什么小時候沒有早早把它們看過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費問題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視，我輩只是從語文書的枝節(jié)中記住了星星點點的古籍名句。中國的古籍、歷史是我們民族的財富，是我們文化的載體。經(jīng)史子集，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這些財富卻在很長時間內(nèi)不受重視，甚至發(fā)生斷層。有時候閱讀古籍，真的有種韓愈《石鼓歌》中的痛苦�？戳诵┕偶�，我個人覺得，五千年的文化積累，既有精華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丟棄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絕對不能一窩蜂的去全部接受。學習的原則，根本的方法，還是毛主席的話，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比方說，孝順，古代人講究孝順，今天也要講究孝順。對于老人的孝順，什么時候能過時呢？區(qū)別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綱五常放在今天就過時了。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婦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婦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是不是也要進行一下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培養(yǎng)呢，必須的'。四書五經(jīng)中很多言論，像一些禮節(jié)的規(guī)定，到今天已是陳規(guī)陋習，肯定要廢除，但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時習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也。。。到今天還是不過時的。
今天的社會，國家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體制問題，醫(yī)療教育問題，貪污問題，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繼承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學習國外先進的科技，求真務實，不說大話，虛心進取，勵志創(chuàng)新，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下，產(chǎn)生我們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傳統(tǒng)，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個自信自強開放創(chuàng)新的新的文化。這文化，產(chǎn)生于對體制的不斷改革中，產(chǎn)生于對問題的不斷解決中，或許，這是中國文化未來發(fā)展的方向。
《萬歷十五年》是一本好書，它讓我思考如此之多，我們學習西方的不只是槍炮，還有思想，但我們傳統(tǒng)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 還在思考中？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優(yōu)秀作文【3】
很小的時候就聽過治學的一句話說：先把書讀薄，再把書讀厚。當時以為不過是認識再認識的往復過程，后來慢慢明白，這也可以用來表述分析綜合兩個過程的聯(lián)用。分析，注重微觀，講究精細；綜合，力求宏觀，重在通達。比如漢代經(jīng)學中的今古文之爭，今文重在達意，不求訓詁；古文側(cè)于小學，力求一字一句的準確。由薄到厚不易，但從厚中全身而退由厚到薄更不易�！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笨葱粮竦男≌f《市場街的斯賓諾沙》，里面的那個老哲學家菲謝爾德博士，對斯賓諾沙的《論理學》研究的不可謂不精，從其中的每一句話里面都能發(fā)現(xiàn)內(nèi)含的深意，而這又是隨便哪一個斯賓諾沙的研究者所不曾探索過的。為此他寫下了幾抽屜的筆記和草稿，可是他的大作似乎沒有完成的一天。他的成就，不過就是發(fā)現(xiàn)哲學雜志上那些教授的概念的模糊和對斯賓諾沙引文的錯誤。這種“尋章摘句老雕蟲”式的研究只能使他越埋越深，更難抽身。研究歷史，故紙堆更高更深，盯著細微，也許更易迷失。乾嘉之學，本來是因為迫于統(tǒng)治者的高壓，不敢在歷史研究中加入現(xiàn)實關(guān)懷，只好可以埋首故紙堆，消磨因為參透歷史而煉就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后世人卻往往不察，在前人無奈的岔路上愈走愈遠，甚而迷失。后人津津于考據(jù)之學的.不在少數(shù)。胡適熱衷考證，從《西游記》到《紅樓夢》，后來又提倡“整理國故”。陳寅恪學貫中西，見識廣博，但仍不免“治學囿于咸豐同治年間，而議論近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錢鐘書的學問淵博精深，《管錐編》煌煌巨著，卻又被人譏為乾嘉之學加西學的現(xiàn)代版。
具體到歷史研究。其實中國的歷史研究向來史才史識史德并重。其中，史才就是觀察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總結(jié)表述等能力；史識就是見識高深，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能見每一事的隱微處。能夠見微知著，洞察底蘊，透過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本質(zhì)，啟示當今，預測未來。但是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又有這種傳統(tǒng)：善于從小處、細微處入手，以闡發(fā)清特定歷史時期之特定歷史事件為目的。這種研究如從顯微鏡中看歷史，細膩明晰，有時則難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往往著眼小處的專史考證多，而像湯因比“大歷史觀”高瞻遠矚考察的少。這也造成歷史研究者史才俱備，但史識欠缺。所以呂思勉先生屢屢感嘆“通人之難得”、“讀書之人百，通者無一焉”。而西方的歷史學研究，自吉本始，到斯特夫里諾斯、湯因比、費正清、李約瑟等人，都慣于從大處居高臨下看，大刀闊斧而不糾纏于細枝末節(jié)，試圖厘清歷史發(fā)展之大脈絡。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做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做一個雞蛋來剖開；研究既可是歷時的，也可是共時的�！鼻虚_某段歷史的橫斷面，我們不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脈，也可看清它的細節(jié)；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更可發(fā)現(xiàn)它的深層結(jié)構(gòu)。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資料，并有高明的史識，這樣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脈絡，找準頭緒。從小就習慣于看那些學識淵博的大師沉心書堆中研究瑣碎精微的學問，現(xiàn)在猛然看到黃仁宇先生大作，雖然也是描述“小節(jié)”，但一管而窺全豹，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切中要害，看出黃仁宇先生已是對數(shù)千年社會發(fā)展脈絡清晰得可以把握，歷史大走勢了然于胸，自然大開眼界，佩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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