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的合理之處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和弟子們路過蒲邑時，恰好碰上公叔氏占據(jù)蒲邑而背叛衛(wèi)國，孔子一行于是遭到攔截。弟子中有個叫公良孺的，長得高高大大，威武勇猛，他是拿出自己的五輛私家車來隨從孔子的。身陷困厄的境地，公良孺挺身而出，放言“寧斗而死”，跟蒲人惡戰(zhàn)起來;子路、冉求等“有勇力”的弟子當(dāng)然不會傻看著，必定也投入了戰(zhàn)斗。蒲人這下慌了，對孔子說：如果你們不去衛(wèi)國，可以放你們走�？鬃哟饝�(yīng)了，雙方還做了盟約。然后，蒲人放孔子師徒從東門離開。可剛走出蒲邑不遠(yuǎn)，孔子就讓駕車的弟子轉(zhuǎn)往衛(wèi)國的方向;弟子子貢疑惑地問：“盟約難道也可以違背嗎?”孔子說：“在脅迫下做的盟約，神明是不認(rèn)可的。”到了衛(wèi)國，衛(wèi)靈公問孔子是否可以攻打蒲邑，孔子說可以呀，并講了一番可攻的理由;衛(wèi)靈公稱善，但結(jié)果還是沒有去伐蒲平叛。

　　拜孔人士可能會懷疑這段記述的真實性：堂堂孔子違背信約，這怎么可能呢?孔子再三講“言忠信”，還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人要是沒有信用，就像大車、小車缺少了安置橫木的輗和軏，是不可以的。所以，說孔子背信違約，若不是蓄意妄誣，至少也是以訛傳訛。

　　誠然，太史公司馬遷所著的《史記》，確有些誤記訛傳的內(nèi)容，其中甚至不無“小說家言”的筆法。不過，懷疑乃至否定上述記載的真實性，總須有確鑿的證據(jù)，不然就難以令人信服。再說，如此記述也絕無厚誣的“故意”，因為對于孔子，司馬遷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就像記錄孔子承認(rèn)自己“似喪家之狗”一樣，這則對蒲人背信違約的故事，司馬遷并不覺得對于孔子形象會有絲毫的損害。

　　認(rèn)定孔子絕不會“背信”的人士，似乎“忽略”了先師的一則教導(dǎo)——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如今人們一般都正面理解“言必信，行必果”，以為這就是“說話算數(shù)，言出必行”，是值得稱贊的好品格。但孔子卻持相反的看法，他認(rèn)為說話必定信守承諾，做事必定堅決辦到，這是“硁硁然小人哉”——淺薄小人的表現(xiàn)。孔子這話也是對子貢說的。子貢雖然做生意很精明，但在蒲地遭遇困厄時，他還只有二十來歲，師從孔子的時間不長，政治上還不大成熟，所以有“盟可負(fù)邪”的疑問。生姜畢竟是老的辣�？鬃釉谄讶嗣{迫下立盟約，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夫子可沒有把它真當(dāng)回事，死板地拿“言必信”來束縛自己。想想這確實也沒有什么不對。打個比方說，你被壞人打劫了，為免再遭不測，你對壞人發(fā)誓絕不報警，可一旦脫險，你就直奔警局，難道能怪罪你“言而無信”?當(dāng)然不能。孔子在這件事上“背信違約”，確實是無可指責(zé)。

　　自稱“私淑”于孔門后學(xué)的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所謂“大人者”，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或有顯赫聲名的人，或如孟子所說的“天之將降大任”的那種人，即做大事、成大氣候的人。“大人者”既然跟“硁硁然小人”迥然而異，那么，與“言必信，行必果”截然相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合乎邏輯的了。至于“惟義所在”，有把“義”釋為“道義”的，其實，義者宜也，在這里解為“宜”更確切一些。孟子的意思很明白：說話不一定要守信，行事不一定要堅決兌現(xiàn)，只取決是否合宜而已。因此，什么“一諾千金”，什么“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對于“大人者”顯然就不怎么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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