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陽湖文學研討會”之由來及現(xiàn)狀散文
一
鄱陽湖文學研究會如今在余明然先生的積極參與下已漸成氣候，特別是在他獨立創(chuàng)辦大型會刊《鄱陽湖文學》之后，形勢已變得蔚然大觀，這是值得慶賀的事。但余先生不忘初衷，不想居功自傲，曾經(jīng)多次約我寫一篇與該會有關的文章。我思忖多時，覺得還是寫一篇為好：一來可以正本清源，二來也算是對往事和故交舊友的一種緬懷吧，于是就決定寫一寫這個研究會的“由來”。
“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前身是“鄱陽湖文學社”。
鄱陽湖文學社于1987年秋成立，并在縣民政局注冊登記，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但想到當時成立的情景，我還記憶猶新。
當時的發(fā)起人是董晉先生和張一瑛先生。
成立時的成員共8位，他們分別是：董晉、張一瑛、楊廷貴、楊喜平、李險峰、曹達福、詹幸生、詹幼鵬。
——尤為可惜的是，這八個人當中已經(jīng)有張一瑛先生、楊廷貴先生和詹幸生先生三位故交，先后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在這里，我除了要對他們表示深切地懷念之外，還要盡己所能，通過這篇文章，客觀地再現(xiàn)鄱陽湖文學社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時的那段艱難歷史，以彰顯他們?nèi)粚Χ疾h當代文學事業(yè)所做出的貢獻。
鄱陽湖文學社成立的背景很偶然——當時，在都昌縣有一個鄱陽湖詩社（現(xiàn)在好像是改稱“鄱陽湖詩詞協(xié)會”了），是一個由老年人和退休干部組成的文學社團。據(jù)后來我們得到的信息是，董晉先生當時是鄱陽湖詩社的成員之一，他在社里很活躍，經(jīng)常和外縣的詩友開展交流。有一次，修水縣的老作家匡一點先生給鄱陽湖詩社寄來了一封信和一些詩作，信封上赫然寫的是“董晉社長收”。因此，當這封信以及這樣的字眼出現(xiàn)在鄱陽湖詩社辦公桌上的時候，自然在詩社內(nèi)引起了一片嘩然。原因是董晉先生當時并不是鄱陽湖詩社的社長。于是，非議之詞就自然不少。在這種情形之下，董晉先生便離開了鄱陽湖詩社。而后，他找到了張一瑛、楊廷貴和我們這些當時在縣城小有影響的文學青年，提議創(chuàng)辦一個鄱陽湖文學社的構想。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學熱”時期，我們這個小縣城當然也不例外。于是，我們這些人就一拍即合，鄱陽湖文學社算是成立了。
鄱陽湖文學社當時的辦公地址，是設在都昌縣農(nóng)機廠的倉庫（現(xiàn)在已經(jīng)拆除，蓋成了“景程新天地”小區(qū)），直到后來的好長一段時間里，鄱陽湖文學社的牌子還是掛在那里。因為當時張一瑛是縣農(nóng)機的倉庫保管員，后來又承包了那個倉庫，所以那里就成了文學社辦公聚會的地方。倉庫里面很大，平時除了一些開拖拉機和小貨車的司機來買買零配件，基本上也沒有什么人來往，便也很安靜；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這個倉庫里總能找到一些酒來，全都是一些想討點便宜的司機們送給張一瑛喝的�？蓮堃荤救擞植缓染�，他就東丟一瓶西丟一瓶的滾在地上，經(jīng)常讓楊廷貴和我們給尋了出來，就著花生米、豬頭肉來大快朵頤。
文學社成立了，決定出版一份鉛印4開4版的《鄱陽湖》文學報。當時的分工是：董晉任文學社社長，張一瑛任《鄱陽湖》報主編，楊廷貴和我任副主編。八個人全部為《鄱陽湖》報各版的責任編輯，兩個人負責一個版面�，F(xiàn)在我只記得楊喜平和我是第一版的責任編輯，其他各版的就記不大清楚了。
《鄱陽湖》報創(chuàng)刊號的刊名是錢昌照先生書寫的“鄱陽湖”三個字。錢昌照先生當時是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詩詞協(xié)會的會長�！佰蛾柡比齻�字是董晉先生請他寫的。《鄱陽湖》創(chuàng)刊號是在當時的都昌縣印刷廠鉛字印刷的，四版都套上了淺綠色，象征著淺綠的鄱陽湖水�？^和里面的插圖均出自楊廷貴之手。報紙出版后，一片淡淡的綠意，圖文并茂，看上去很舒服，也很和諧。
這應該是都昌有史以來，最正規(guī)的一張民間文學小報。后來，文學社在縣民政局登記備案了，并且向九江市有關主管部門申請了一個“內(nèi)刊號”（贛九內(nèi)出87001號）。這個“內(nèi)刊號”直到今天還一直在用，薪燼火傳，一直斷斷續(xù)續(xù)沿用了三十多年。
鄱陽湖文學社當時的主要文學活動，就是辦好《鄱陽湖》文學小報，另外就是結交有文學愛好的社會青年，指導他們搞搞文學創(chuàng)作，或者是到一些中小學搞搞文學講座，對都昌縣當代文學事業(yè)起到了一個推動的作用。
從第二期開始，《鄱陽湖》文學報的刊名就換成了賀敬之先生的手跡�！佰蛾柡比齻�字是用毛筆寫的行楷，豎寫在一張二寸寬的宣紙條上，也是董晉先生請賀老寫的。賀老當時是文化部的副部長，又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作家和詩人，能請到他親筆題寫的刊名可真不容易，由此也可見董晉先生是下了一番狠工夫的。不過當時把錢昌照先生的字換下來，我們都覺得有點不夠意思。于是在1988年錢先生逝世時，大家就在《鄱陽湖》報上寫了一些紀念性的詩和文章，表示內(nèi)心的悼念和歉意。
《鄱陽湖》文學報是不定期出刊的，辦了四、五期之后就面臨�？木骄�，原因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jīng)濟問題。文學社剛成立時，經(jīng)濟來源主要是依靠張一瑛個人提供。那個時候出版一期報紙，光印刷費就要三四百元，還要向外郵寄的郵費。當時郵寄不是按“印刷品”計費，縣郵局是按超重的普通信函計費，郵寄一張報紙就要一元六角錢。結果每出版一期《鄱陽湖》報，總的開支少不了五六百元。要知道，那可是三十年前的人民幣。結果幾期下來，張一瑛也不堪重負了。
大概堅持了兩三年，為了讓《鄱陽湖》報能支撐下去。社長董晉就提議，誰搞到了錢，誰就當主編。這時，就有個叫做陳永林的文學青年自告奮勇出來當這個主編了。陳永林這個人當時雖然是個社會青年，但對文學非常熱衷，也很有才華，更有運作的謀略，結果他就出錢當了幾期主編，出版了幾期《鄱陽湖》報。后來我私下問他這錢是怎么來的。他悄悄地告訴我說，是靠“賣版面”得來的費用——原來，他把《鄱陽湖》報的第二、三、四版3個版面都賣給那些想發(fā)表文章的作者，一個版面收人家一百塊錢，那些想發(fā)表文章的作者就可以發(fā)表一整版的文章。這樣每一期他就有了300元的收入，然后留下一個版面來發(fā)表自己的文章，而且還當了報紙的主編，影響力自然就上去了，真可謂名利雙收哇！
不過好景不長，后來縣委宣傳部出面干預來了，陳永林的主編也當不成了，《鄱陽湖》報又面臨著�？奈ｋU。至于宣傳部為什么出面干預，據(jù)陳永林后來對我說，是社長董晉跑到印刷廠去大鬧了之后又跑到宣傳部“告狀”去了——陳永林雖然沒有當成《鄱陽湖》報的主編，但由于有了這段時間的歷練，他的創(chuàng)作水平卻提高了不少。幾年后他也去了南昌，在微型小說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終于成了全國知名的微型小說作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省城南昌某知名出版社的副主編了。
最后還是張一瑛先生出面來收拾殘局，他又自掏腰包當主編，把《鄱陽湖》報斷斷續(xù)續(xù)辦了幾期。到了這時，鄱陽湖文學社幾乎已經(jīng)處于癱瘓狀態(tài)，我們這些副主編和責任編輯已經(jīng)沒有什么事了。1995年秋天，我離開都昌去了南昌，到江西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當編輯去了。在我之前，楊廷貴也到大港造紙廠當廠長去了。兩年以后，楊廷貴也去了南昌，到省文聯(lián)的《創(chuàng)作評譚》做編輯去了。當時《創(chuàng)作評譚》是梁琴先生在負責，她是時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洪亮先生的夫人。梁琴從洪先生那里了解到我的情況后，就希望我過去協(xié)助她工作。但是我當時還是很看好百花洲文藝出版社，自己又一直在搞小說創(chuàng)作，就不想挪窩，同時想到楊廷貴平時喜歡寫寫評論文章，有一定的功底，就推薦他去了。
隨著我和楊廷貴的先后出走，其他的一些文友們因工作的需要以及各種不同的原因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去了，鄱陽湖文學社差一點就成了都昌文學史上的一個匆匆過客。幸好后來還有董晉、張一瑛等人的堅持，又有邵徽棟、余明然、許明亮諸君的繼往開來，將鄱陽湖文學社改為鄱陽湖文學研究會，才讓這個文學社團鳳凰浴火，涅槃重生。
以上就是我關于鄱陽湖文學社創(chuàng)建時期的記憶。由于時過境遷，紕漏在所難免，但基本事實沒有什么出入。人到老年，當年的情緒已經(jīng)歸于淡定，褒貶臧否已經(jīng)是昨天的事了。行文之目的只是想盡量還原事實的真相，給后人一個客觀的交代，如此而已。不當之處，敬請任何人批評，只要言之有據(jù)，言之有理。
二
應“鄱陽湖文學研究成果陳列館”的建設需要，同時，我亦是想借此機會來對鄱陽湖文學研究會這走過的三十多年艱苦歷程做一個簡單的回顧與梳理，便多次懇請詹幼鵬先生，能夠在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來，就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發(fā)展歷程撰寫一篇回憶錄式的文字，目的是想借此還原一下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真相，并以此為據(jù)，作為長久的紀念。
詹幼鵬老師不僅是都昌老一輩的作家，亦是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前身，原鄱陽湖文學社的發(fā)起人之一，還出任過都昌縣的第二任文學作者協(xié)會主席，算得上是都昌縣文學藝術界的元老級大牌人物了，而都昌縣文學作者協(xié)會的第一任主席則是由原鄱陽湖文學社的社長董晉先生來兼任的。
之前，我已經(jīng)認真拜讀了詹幼鵬先生撰寫的“鄱陽湖文學研究會”之由來的.上半部分，也就是說，他只是就他自參與鄱陽湖文學社的發(fā)起、成立以及后來參與編輯《鄱陽湖》報的工作進行了梳理與回顧，時間上只到1995年夏為止。而我便要按照他的思路，將鄱陽湖文學研究會自1995年以來，一路走到今天的苦澀旅程，作進一步的梳理，故此，我便視具體的情況而定，貿(mào)然地將這篇文章的總題目改成《鄱陽湖文學研究會之由來及現(xiàn)狀》，以饗各位關心和幫扶過研究會的人們以及廣大的作者和讀者們，也算是對鄱陽湖文學研究事業(yè)幾十年來的發(fā)展與振興做一個適當?shù)慕淮�，并借以告慰自己的一己之心�?/p>
1995年夏天，詹幼鵬先生便離開都昌去了南昌的《百花洲》雜志社做了專業(yè)編輯，1996年，楊廷貴先生隨之亦去了省文聯(lián)的《創(chuàng)作評譚》做了編輯，研究會的其他的一些人員，也由于工作上各種各樣不同的原因，相繼離開了鄱陽湖文學社，從表象上來看，鄱陽湖文學社近乎到了癱瘓的地步。雖然如此，但鄱陽湖文學社的工作并沒有受到致命的影響，鄱陽湖文學社的工作仍然由原來的董晉、張一英、詹幸生、曹達福等人在繼續(xù)做下去。1998年，張一英先生將鄱陽湖文學研究會及《鄱陽湖》文學報編輯部移到了他新建在都昌縣城縣府路上45號的二樓辦公，隨之，又因為有了許文華、郭繼恩、吳德銘等老作家的積極參與和推動，研究會又逐步地將工作給恢復了過來，并由張一英先生繼續(xù)主編研究會的會刊《鄱陽湖》文學報。2002年，張一英先生又將鄱陽湖文學研究會及《鄱陽湖》文學報編輯部遷到了他新購置的，位于都昌縣城萬里大道西邊的加工城中30號的鋪面內(nèi)，拉開了架勢掛牌作業(yè)，其時，老作家許明亮先生等一批都昌文藝界人士，亦適時地加入到了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行列，給鄱陽湖文學研究會注入了強勁的活力。
據(jù)老社長董晉先生介紹說，鄱陽湖文學社自1985年注冊后，經(jīng)過近兩年時間緊鑼密鼓的準備工作，于1987年宣告正式在都昌縣城成立，并同時創(chuàng)辦了會刊《鄱陽湖》報，在經(jīng)過了十幾年的工作實踐之后，為了使鄱陽湖文學社能夠緊跟上時代發(fā)展的步伐，使鄱陽湖文學社的事業(yè)更上層樓，董晉先生在與一眾同仁們會商后，于2002年秋天，去都昌縣民政局社會團體登記管理處對“鄱陽湖文學社”進行了更名登記，將過去的“鄱陽湖文學社”正式更名為“鄱陽湖文學研究會”，新任會長由原鄱陽湖文學社社長董晉先生接任，至于副會長及理事會成員當時都有哪些人在擔任，我就不清楚，這有待于在以后的時日里再去搞個清楚明白，而后再行補錄不遲。不過，據(jù)我了解，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鄱陽湖文學研究會除了編印那個《鄱陽湖》報之外，還積極在環(huán)湖的縣市區(qū)帶頭倡議和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專業(yè)性的大型文學論壇——鄱陽湖文學論壇。
2004年，時任都昌縣委副書記的吳德春同志對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工作非常關心和支持，并給予了大力的幫助。同年10月，由吳德春同志牽頭，帶領鄱陽湖文學研究會的同仁，商請時任省文化廳的李廳長，在環(huán)鄱陽湖地區(qū)成立了鄱陽湖文學論壇，同年，由都昌縣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主導，鄱陽湖文學研究會承辦的“首屆鄱陽湖文學論壇”在都昌東湖賓館隆重召開，來自鄱陽湖周邊5市16個縣、區(qū)聯(lián)辦的首屆鄱陽湖文學論壇在都昌東湖賓館召開。來自省內(nèi)外的文化部門領導、專家、學者、文學愛好者70余位代表與會。會議探討了鄱陽湖文學的形成、發(fā)展、成就、走勢。代表還就鄱陽湖文學是否已經(jīng)形成完整風格、如何繼承和超越傳統(tǒng)、如何應對市場沖擊等論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代表認為，在文學邊緣化的今天，如此大規(guī)模文學論壇的召開更顯得非同尋常。
會議決定，鄱陽湖文學論壇將每年舉行一屆，第二屆將于2005年10月由新建縣文化廣播電視旅游局接力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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