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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天問》的寫作特點

    時間:2022-08-28 05:10:15 辭賦精選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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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天問》的寫作特點

      《天問》是屈原的作品,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屈原《天問》的寫作特點吧,歡迎大家閱讀!

    屈原《天問》的寫作特點

      屈原《天問》的寫作特點

      第一部分是對自然結構提出問題,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共計112句,69個問題。首先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和日月星辰運行發(fā)問(44句,27問),接下來對大地結構和鯀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發(fā)問(68句,42問)。

      第二部分是對社會歷史提出問題,自“禹之力獻功”,至“卒無祿”,共計244句,96個問題。首先從禹的婚姻問起,對夏代的歷史發(fā)出一系列問題(64句,22問),接下來對商代歷史(涉及女媧、堯、舜和吳國的歷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76句,29問),然后對周代歷史直至春秋戰(zhàn)國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問題(104句,45問)。

      第三部分是尾聲,自“薄暮雷電”,至“忠名彌彰”,共計17句,8個問題,內容主要是聯(lián)系自己的遭遇,闡述屈原個人的感慨。

      有必要說明的是,從目前的《天問》版本來看,同一歷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現(xiàn)在詩篇的不同段落里,這就表明《天問》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可能發(fā)生過錯簡,也可能丟失了一些文字。為了方便有興趣的讀者深入了解這個問題,作者特意將調整后前后次序的《天問(修訂本)》附錄在后,以供對比查閱。

      通過這些問題的提出,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樣的問題?而且還能夠了解到他思考問題的深度達到了什么樣的層次?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困難,也更偉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非常發(fā)達和先進,例如中國人最早開始使用火,最先發(fā)明養(yǎng)蠶繅絲技術,最先發(fā)現(xiàn)磁性現(xiàn)象,最早進行大規(guī)模的地理考察活動,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記錄下來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主要有《尚書·堯典》的天文歷法物候學,《尚書·禹貢》的經濟地理學,《尚書·洪范》的物質結構五行學說,《山海經》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物產地理學,以及《周易》的數(shù)理符號學,等等。

      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我國學術界的思想異;钴S,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各自新的學說。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說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質起源學(有生于無),《墨子》進行的光學(小孔成像原理)、機械學研究,《莊子·天下》記載的各派學說(涉及到物質的微觀結構和宏觀結構等多方面的數(shù)理邏輯思辨課題,諸如原子論、相對論、運動論、多維空間論等等,可惜各學派學者的原著已經失傳),《計倪子》記載的氣候經濟學(根據(jù)木星12年繞太陽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變化,提前準備開展相應的經濟貿易活動),以及《尸子》記述的平面幾何、測量學,《列子·湯問》等篇關于天地結構、宇宙萬物、遠方異國的種種思考和憂慮(杞人憂天),等等。

      對比之下,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與春秋戰(zhàn)國其它學者相比,有著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著現(xiàn)實的價值。

      1 、提出了信息傳輸問題:“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沒有人類的時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傳輸?shù)哪?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2 、提出了認識論的問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維是一種建立在符號體系上的思維,而符號只能描述具體的有形的事物,難以描述無形的事物,而這正是人類認識宇宙起源的一個重大障礙。

      3 、關于九天,王逸在《楚辭章句》解釋為:“九天,東方昊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惫糯鷤髡f天有九重,九天是天的最高層。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咸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耙伤沏y河落九天”中的“九天”就應取此解!秴问洗呵铩吩唬禾煊芯乓埃沃^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不過,這種解釋并不符合屈原所說的天有九重。

      事實上,我國古人很早就產生了天有九層的觀念,但是最早見諸于文字的是《天問》的“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間深度和天上物體彼此之間的距離問題,從視覺直觀的角度來說,古人所說的九重天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九個層次:距離大地最近的是云霧雷電(我國古代經常把氣象歸入天文現(xiàn)象),然后是月亮,接下來是內行星(水星、金星,它們能夠出現(xiàn)在太陽之前,形成凌日現(xiàn)象,表明它們比太陽近)、太陽、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遙遠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fā)達,七八千年前就能夠根據(jù)四顆恒星判斷四季(堯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經測定出木星12年繞太陽運轉一周,最早的日食記錄、太陽黑子記錄、哈雷彗星記錄,以及最早的星表(戰(zhàn)國時代甘德、石申編制)都出現(xiàn)在中國。

      《天問》涉及的地理知識和地理范圍,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內容。其一,“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徑與兩極直徑的長短問題,以及大地的曲率問題,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大地是球體的觀念。其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這實際上描述的是極地(對我國來說是北極)地區(qū)每年有半年時間沒有陽光照射的現(xiàn)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這可能是我國古代有關南半球情況的最早記錄。

      有趣的是,在春秋戰(zhàn)國諸子百家中,唯獨屈原的著作出現(xiàn)了許多與《山海經》相同的內容,例如燭龍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這或許可以表明,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國的大臣才有機會讀到《山海經》。

      《天問》涉及的歷史內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贊成郭沫若的觀點,即凡是《天問》出現(xiàn)的內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實資料。

      姜亮夫在《屈原賦校注》、《楚辭今繹講錄》等書中認為,《天問》講夏代歷史二十多條,商代歷史十二三條,周代歷史八九條,尤詳于禹啟夏初;因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兩支,一支沿黃河東下,至今日西安、鄭州一帶,即周;另一支沿漢水南下,是為楚國;屈原心目的舊鄉(xiāng),即老家是在昆侖;楚國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失傳后,北儒所記歷史便成了正統(tǒng)。

      此言或不無道理,關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補充的內容是,鯀死后化為熊,禹治水開山時亦曾化為熊,而楚的先祖則多以“熊”為名,表明他們都是以熊為圖騰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黃帝部落聯(lián)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楚國典籍《三墳》等,原本屬于周王室收藏的歷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攜帶到楚國后,北方學者便沒有機會讀到它們了。此外,姜亮夫對《天問》有關歷史朝代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不知有何依據(jù)和標準。

      當然,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屈原沒有提出的歷史問題意味著什么?例如,《天問》里沒有對炎帝、黃帝、太昊、少昊、顓頊的故事提出問題。顯然,這表明屈原對歷史問題是有所選擇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國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東皇太一,顓頊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對它們提出疑問,應當是出于尊重的考慮。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對少昊提出疑問,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屈原為什么沒有對炎帝、黃帝的事跡置一詞發(fā)一問?這多少讓人有些不解。這是因為,屈原已經追問到人類的起源“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并談到了先夏時期的堯、舜、嚳、簡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侖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黃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沒有提到炎黃二帝(《遠游》提到軒轅、太昊、炎神,但是《遠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漢代人所作);蛟S,屈原認可的歷史,取自《尚書》,而《尚書》就是以堯、舜時代為歷史的開篇。

      我們知道,屈原對歷史問題的關注,其核心的疑問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個君王治理天下,為什么又要用別人取代他?這個問題的潛臺詞是,楚國君王受命管理楚國這片土地,已經有許多年了,難道現(xiàn)在是皇天要讓別人(秦國)來取代楚王了嗎?

      因此,屈原在《天問》的尾聲,盡乎絕望地說:“厥嚴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國的江河日下已經難以挽回了,我對上天還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說,屈原對祭祀巫術在保佑楚國的作用問題上,已經徹底地喪失了信心。

      有鑒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楚頃襄王兄弟在讀到《天問》后,會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這是因為,屈原作為楚國的主祭師(相當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產生了動搖,顯然會嚴重威脅到楚頃襄王的統(tǒng)治權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繼續(xù)擔任三閭大夫之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巫風甚濃的楚國,首先覺悟到巫術不能挽救楚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巫師出身并長期擔任楚國主祭師的屈原。在這種情況下,屈原撰寫《天問》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發(fā)泄個人的疑問,而是為了教育楚國的君臣“悟過改更”,放棄單純依賴巫術的心理,改變任人唯親的現(xiàn)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變法圖強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沒有得到楚國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獲罪,受到了更殘酷的打擊,屈原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國政的權力和機會,并被迫長期離開了郢都,從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間的凄風苦雨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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