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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國文字博大精深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從記載傳承文化的文字就可見一斑。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也代表著中華民族的世界觀。下面小編為大家解說下中國文字博大精深之處：
【漢語】
漢語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里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9.4億。漢語是聯(lián)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準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準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準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shù)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lián)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tǒng)一與規(guī)范，現(xiàn)代漢語有統(tǒng)一和規(guī)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fā)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guī)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于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后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xiàn)代書面語。在現(xiàn)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jīng)很少使用了。
【語音】
漢語的音節(jié)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diào)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余的部分是韻母，聲調(diào)是整個音節(jié)的音高。把聲調(diào)也看成音節(jié)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diào)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ang],韻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國際音標,表格里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diào)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4個不同的字。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臺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jié)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F(xiàn)代漢語里雙音節(jié)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經(jīng)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fā)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fā)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于古文字的范疇,后者屬于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xiàn)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于圖畫。在漢字產(chǎn)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fā)生聯(lián)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lián)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么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并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qū)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傩温曌�。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shù)�。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由于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xiàn)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F(xiàn)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弊直緛硪浴懊俊睘槁暸浴Ｓ捎谧忠舻淖兓�，現(xiàn)在“�！焙汀懊俊钡淖x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jīng)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fā)展到現(xiàn)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xiàn)代合體漢字進行統(tǒng)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diào)全同)的不到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diào)不同的約占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占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么形聲字大概只占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jù)來歷確定形聲字，那么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诤象w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于“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里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xiàn)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shù)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jīng)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短”一類字。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墒乾F(xiàn)在一般人說“立早章”(以區(qū)別于“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jīng)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于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于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wěn)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xiàn)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guī)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個時期內(nèi)將保持穩(wěn)定，不繼續(xù)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wěn)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后，原來的繁體字并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shù)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于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于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qū)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于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于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tǒng)，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xiàn)象確實發(fā)生了，現(xiàn)在一個音節(jié)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xiàn)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xiàn)象，即使經(jīng)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fā)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qū)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zhèn)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qū)。官話區(qū)域的面積占全國3/4，人口占全國2/3。官話方言內(nèi)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東南部)、閩方言(福建，臺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qū))、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臺灣)。非官話區(qū)域比官話區(qū)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qū)內(nèi)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qū)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qū)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里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范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后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采用。目前臺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shù)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歷史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匯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匯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xiàn)代北京音，經(jīng)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復輔音。所有的音節(jié)都以輔音收尾，沒有開音節(jié)。輔音韻尾除了見于現(xiàn)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n、□、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復輔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輔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n、□、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fā)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現(xiàn)代北京音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輔音韻尾只有[n]和[□]兩個。
聲調(diào)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4個調(diào)類。在現(xiàn)代方言里，同一個古調(diào)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diào)類的數(shù)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qū)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diào)類的分合上發(fā)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里，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后，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jīng)典的注音，可以發(fā)現(xiàn)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diào)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里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fā)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和“著”的產(chǎn)生、動補結構的產(chǎn)生等等�！傲恕焙汀爸痹瓉矶际莿釉~，后來意義逐漸虛化，終于演變?yōu)樵~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匯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jié)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yōu)勢的單音節(jié)詞逐漸雙音節(jié)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jù)統(tǒng)計，在180萬字的現(xiàn)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xiàn)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jié)詞。
漢語研究在中國傳統(tǒng)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zhàn)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tǒng)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xiàn)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tǒng),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xiàn)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tǒng)及聲韻調(diào)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xiàn)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tǒng),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tǒng)跟《詩經(jīng)》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jù)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jīng)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jīng)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jīng)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chuàng)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F(xiàn)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xiàn)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chuàng)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xiàn)代語言學方法調(diào)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后的方言調(diào)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了一次方言調(diào)查。1979年創(chuàng)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diào)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fā)現(xiàn)——商代甲骨文字和戰(zhàn)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fā)展。
中國文字博大精深意思如下：
1、中華漢字是神傳文字,不僅具有獨特的形態(tài)美，其表意特征更使其具有極其深遠的內(nèi)涵和意蘊，在發(fā)展過程中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華，反映出古人的信仰、道德至上、天人合一思想等多種信息，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
2、漢字是充滿智慧的語言符號，是世界上唯一從古代- 直演變過來沒有間斷過的文字形式它是表意文字,倉頡字、竹簡書、禹夏彩陶、殷墟甲骨、這些象形會意形聲、假借的古老符號。
漢字為中華文明保存了火種使歷史得以記載,學術得以傳承。它是音、形、義的結合體，這是世界上任何-個國家的文字所無法比擬的。
3、漢字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從那龜甲獸骨上很顯稚氣的原始文字,到金文、篆文的圓潤繁復的字形，再到隸草行楷那或飄逸如畫、或沉穩(wěn)莊重、或含蓄內(nèi)斂、或個性飛K揚的字的藝術,的漢字的魅力歷久彌新。
漢字是生命的奇跡
漢字從殷商甲骨文距今約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漢字是表意兼表形的文字，也是注重審美形象的文字。漢字的信息量與某些不確定性和爭議性無與倫比。在中華民族的整合與凝聚方面，在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身份方面，在源遠流長、一以貫之而又充滿機變以擺脫困境方面，漢字功莫大焉。
沒有統(tǒng)一的漢字只有千差萬別的方言，維系一個統(tǒng)一的大國，抵抗列強的殖民化是困難的。比較一下中國與亞、非、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被列強殖民統(tǒng)治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的力量。比較一下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命運，我們也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特別是漢字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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