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士人的文化擔當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下面是小編帶來的歷史上士人的文化擔當，希望對你有幫助。
歷史上士人的文化擔當 篇1
顧炎武
歷史上，中國士人有著傳承和弘揚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擔當精神，素以“傳承文化”、“教化民眾”為己任，認為士人修己和教化之好壞，關(guān)系天下興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士人有著濃厚的“文化自覺”的意識。
春秋時期，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身處禮崩樂壞的亂世，一生為弘道救世奔走。他收徒辦學，傳授文化。有人問他為何不去從政？他答：以孝悌教人，用于政事，就是從政。有隱者勸他退隱，他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即是說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會這樣奔走。他遭匡人圍困時說：如果天意要消滅這文化，我也無法得知它；如果天意不想消滅這文化，匡人也無法阻止我傳播它。他以弘道為救世的根本途徑；以弘道救世為自己的責任。弘道救世是孔子一生的追求，他也這樣要求弟子，要求士“志于道”，“仁以為己任，死而后已”。從這里，開始了中國士人以傳承、弘揚民族文化為己任的傳統(tǒng)。
在以后儒學的發(fā)展中，對文化使命的擔當，成為儒者、士人的主要特質(zhì)。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集中體現(xiàn)了儒者士人的胸懷和抱負，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世風衰敗、政權(quán)易主的環(huán)境下，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突出顯示了士人在衰世之中的一種文化擔當精神。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獸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這里，他把“亡國”和“亡天下”加以區(qū)別，即是說改朝換代是亡國，道德淪喪，文化頹壞則是亡天下；維護道德、文化以保天下，是保國的基礎(chǔ)；保國主要是在位的君臣的責任，保天下則是“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每一個普通百姓，對于社會道德、文化狀況的好壞，即天下的興亡，都負有責任。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語的由來和本義。
后世的士人對此多有繼承、發(fā)揮，特別是提出了道德風氣的改變必從一二人開始、把移風易俗的責任落實到自身等思想。如吳廷棟說：“欲挽回天下之無恥，必視乎一二人之有恥。權(quán)足以有為，則挽回以政教；權(quán)不足以有為，則挽回以學術(shù)。即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聲氣應(yīng)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將必有聞風興起者�？v不幸而載胥及溺，猶將存斯理于一線，以為來復之機�！痹鴩赋觯骸帮L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轉(zhuǎn)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
社會道德風氣的改變，必從一二人開始；影響世人，移風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根據(jù)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過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過學術(shù)；就是家居獨處，也可以影響身邊一二人；這一二人又可以影響更多人聞風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還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絲脈絡(luò)，可以成為將來文化復興的種子。無論個人遭遇如何，始終堅守對文化使命的擔當。這也就是孔子說的“守死善道”、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所關(guān)心全在于道。這種以道的擔當為生命的精神，表現(xiàn)出我國古代士人的高度文化自覺。正是這種文化自覺精神，在五千年的歷史發(fā)展中，支撐了中華文化，雖歷經(jīng)曲折磨難而始終未曾中斷。
今天，我們處在迎接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和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時刻，一場新的文化自覺正在開始，這種高度文化自覺的精神，無疑也將成為我們前進的偉大精神動力。
歷史上士人的文化擔當 篇2
宋王與使者的故事
春秋時期，有一次齊國攻打宋國，宋王便派人去偵察齊軍到了什么地方。派出去的人回來說：“齊國的離我們已經(jīng)很近了，我國的國民都驚恐不安。”
左右近臣都對宋王說：“這就是所謂的‘肉腐爛了自然就會招惹蟲害’啊�，F(xiàn)在憑著宋國的強大，齊軍的弱小，是不可能到達這種地步的。”
宋王于是大怒，把派去的人屈殺了。接著又派人去察看齊軍的情況，派去的人的.報告同前面那個人的一樣，宋王又大怒，把第二個人也屈殺了。
就這樣，宋王一共派了三個人前去，三個人都被殺害了。接著，宋王又派了一個人前去查看。這次被派去的人遇見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問他：“國家已經(jīng)非常危險了，你還要到哪里去？”
派去的人說：“是國君派我來察看齊軍的情況的。原來齊軍已離我們這么近了，國民已經(jīng)如此恐懼。現(xiàn)在我擔心的是先前察看齊軍情況的人都因為報告齊軍迫近而被國王處死了。如今我要是如實報告的話，也難逃一死。如果不如實報告，恐怕也是一死。我該怎么辦呢？”
他的哥哥說：“如果報告實情，你又將先于死者死，先于亡者亡。”
派去的人聽后，就回去向宋王報告說：“我根本就沒看見齊軍在哪里。國民很安定�！彼瓮醴浅８吲d。左右近臣都說：“先前被殺的人的確該死�！�
于是，宋王賞賜給這個人許多錢。
后來，齊軍大兵壓境，宋王抵敵不住，就自己跳到車中，慌忙逃命去了。而那個被派去的人則跑到了別的國家，過起了非常富裕的生活。
哲理點撥：作為一個領(lǐng)導，千萬不能像宋王那樣，一定要聽取多方面的意見，這樣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單聽一方面的話，不但自己糊涂，事情也會弄得很糟。
孟軻和子思的故事
孟軻，又稱孟子，字子輿，是戰(zhàn)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
公元前336年，孟子來到魏國，受到了魏國君臣的熱烈歡迎。魏惠王向孟子問道：“老先生，您從那么遠的地方來到這兒，想必是對我們魏國奉獻利益的吧？”
孟子回答說：“國君何必把利益掛在嘴上，首要的任務(wù)應(yīng)該是仁義。如果君王說怎樣才能有利于我的國家，大夫說怎樣才能有利于我的家族，下官與百姓說怎樣才能有利于我自身，上下互相為了謀求利益而爭斗，國家就危難了，這樣也就沒有仁德遺留給親朋了，也就沒有忠義去追隨國君了�！�
魏惠王聽了不住點頭，稱贊說：“先生說得好極了！”
起初，孟軻曾拜子思為師，孟軻問子思治理百姓的辦法哪一種應(yīng)放在前邊，子思說：“先給百姓以利益�！�
孟子又問：“君子教育百姓只講仁義二字，又何必再講利益呢？”
子思說：“仁義本來也是為了利益，因為上邊不仁下邊就會不得其所，上邊不義下邊就會熱衷于欺詐，這樣才是大不利的呀！因此《周易》上說‘利是義的總和’�！吨芤住愤�說‘利益用來安定民心，而后才能使人崇尚道德’，這都是在講利益是個大前提�！�
司馬光評論說：子思和孟子的話是一致的。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如何成為利益的，不講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對魏惠王只講仁義而不涉及利益的原因，是所講的對象不同的原因。
哲理點撥：正確的領(lǐng)導思想帶來的好處遠比你想象的要多，增強個人修養(yǎng)，它的功效不遜于你投入的資金。其中加強領(lǐng)導修養(yǎng)最關(guān)鍵的，就是領(lǐng)導人能否從被領(lǐng)導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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