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別

　　孟子不像孔子的弟子那樣是孔子的“具體而微”，像大江的一條分流;孟子“未得為孔子徒”，僅僅“私淑”孔子，他也許沒有孔子那么汪洋恣肆，卻真正繼承了孔子的精髓——社會責任感。

　　“孔孟之道”，人們已經習慣于這樣稱呼，將孟子和孔子并為一談�？傮w上，這是不錯的。孟子的思想體系中，很多東西來源于孔子并有所發(fā)展提高。但如果將他們視為一體，則是不嚴謹?shù)�。荀子作為距孟子不遠的大思想家，首先不同意這樣做，他對孟子的指責十分嚴厲。事實上，孔孟有所異同是正常的，否則是不正常的。

　　首先，孔子是從“人”出發(fā)闡述問題的，孟子則是從“性善”出發(fā)闡述問題的。

　　在孔孟最大的疊加點“仁政”上，兩人的立足點就很不一樣�？鬃訌奈从�“性善”“性惡”之說，他認為“性相近習相遠”，即人的天性差不多，后天環(huán)境的不同影響導致個體之間習性差異很大。他的“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仁者愛人、“為政以德”，是他“好古”也就是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的結論。孟子雖然也歷覽前代汲取經驗，但他的“仁政”，是從所謂人人都有的“不忍人之心”生發(fā)出的“不忍人之政”。“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如此用“心”，濫觴“心學”，無怪乎荀子指斥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tǒng)”“僻違無類”了。

　　但是，孟子在宣揚“仁政”方面比孔子走得更遠，對歷史的影響也超越了孔子。“仁政”(或“德政”)在孔子那里，僅有“節(jié)用愛人”“使民以時”等一般性的表述，在孟子這里則是土地制度和鄉(xiāng)村經濟的具體設計。他的“正經界”“分田制祿”“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設計，不比19世紀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克利蓋等關于北美土地分配的嚷嚷更差勁;就是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誰敢斷言跟孟子的這一套沒有一點淵源關系呢?1948年，《蘇聯(lián)農業(yè)勞動組合標準章程》規(guī)定，宅旁園地的面積為四分之一公頃到半公頃，這當然比孟子的“五畝”大得多，可誰叫人家地多呢?美國1862年頒布的“宅地法”更牛：每戶無代價地分配160英畝土地，只要交一點點稅，便可使用它五年。它和前蘇聯(lián)農業(yè)集體化運動中出現(xiàn)的“共耕社”，都不見得比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yǎng)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的推薦模式高明多少。陶淵明等人的田園詩，就是孟子鄉(xiāng)村經濟模式的有韻腳的注釋，也曾經寄托了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夢想。商鞅說過：“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孔子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人倫禮儀上，在“仁政”問題上不如孟子一針見血：所謂“仁政”，就是“正經界”，就是給民眾分配土地。

　　第二點，孔子有很深的貴族情結，孟子則有明顯的精英情結。

　　孔子是宋國公族的后裔，說起來宋國國君應該是孔子的近祖——如果他們不讓賢的話。盡管孔子本人家道衰落，年輕時“多能鄙事”，但他始終不忘自己是“殷人”，贊成“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主張“貴賤有等，衣服有別”，并以“從大夫之后”為榮，等級觀念很重。孟子在這點上跟孔子沒有可比性，從來沒人能考證出他有多么顯赫的先人，倒是“孟母三遷”這類傳說透露出他少年時候貧寒的家境。因此，孟子的.等級觀念遠比孔子淡薄，而比較得意于自己“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定位。如果說孔子還有一些依附傾向，孟子則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真正發(fā)端�？鬃佑�“儒行”之說，但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用世態(tài)度，決定了他不可能有很強的“遺世獨立”的傾向;孟子則不然，他將孔子“鳥能擇樹、樹豈能擇鳥”的“狂簡”發(fā)展到極致：“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的成分大大增加。與他同時代的商鞅吳起孫臏等人，都是當政紅人;孟子比較落寞，“所如者不合”，但“材據(jù)志大”(荀子評語)，有一種“舍我其誰”的傲氣。孟子和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和獨立的兩面旗幟。

　　第三點，孟子實際上拋棄了中庸之道，表現(xiàn)得銳利耿介、疾言好辯，這跟孔子一生“忠恕”溫良恭儉讓大異其趣。

　　這也是荀子指責他“僻違無類”的原因。比如在對待“君”的問題上，孔子的基本態(tài)度是“忠”，無論這個“君”多么差勁，也不能做“亂臣賊子”動手把他殺掉;孟子認為，殺掉商紂那樣的獨夫民賊完全符合“仁義”：“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還直截了當?shù)卣f：“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言論完全不符合中庸原則。所以荀子說他有“罪”。同時這也是五代以前孟子不大受待見的原因——哪位帝王會喜歡這等激烈的言論呢?要不是孟昶念在本家的份上，把他撈上來，孟子可能還要沉底一段時間。朱熹看重孟子，恐怕是他們在“心”這個問題上有些感應。在對待“民”的態(tài)度上，孔子是居高臨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最“反動”的言論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報酬該一樣嗎?)，“無恒產者無恒心”，此外就是猛烈抨擊統(tǒng)治者“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孟子一直在為“民”爭些什么，除了董仲舒，沒有哪個儒者能在為“民”說話方面這么疾言厲色。總起來看，孟子在關于“君”“民”的問題上，更多的接受了《書》《詩》的觀點而非孔子本人的觀點。

　　荀子本人痛恨“鄙儒小拘”，他本應該看到：孟子雖然與孔子同中有異，卻并未像曾子那樣在孔子還活著的時候就滑向“小人儒”的泥潭——看看曾子都問了些什么、寫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除了關心怎樣哭喪上墳披麻戴孝以外還關心什么?就曾子的作為而言，他實在對不起自己說的那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他那樣的哭喪專家，如何去任重道遠?他能當個村里的紅白理事會干事就不錯了——孟子不像孔子的弟子那樣是孔子的“具體而微”，像大江的一條分流;孟子“未得為孔子徒”，僅僅“私淑”孔子，他也許沒有孔子那么汪洋恣肆，卻真正繼承了孔子的精髓——社會責任感。從這個角度看，孔子之后，只有孟子和荀子本人還有董仲舒，才能稱得上大儒，所有孔子親授的弟子，都不配這個稱呼。不知孔子生前慨嘆“我完了”有沒有嫌門徒鄙瑣不成器的意思。但司馬遷將孟子和荀子放在一起作傳，顯然是有深意的。